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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李白传”对李白籍贯山东，家住任城的记载，本应出自唐代玄、肃两朝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起居注》和《时政记》中，这显然是李白入朝时的自我填报和朝廷中书、门下核实后的定案。（见郑修平（旧唐书）新考》）对此载入正史的定论，本不应该有什么怀疑与动摇。令人遗憾的是，从明朝始，相继被一些论家给否定了。至20世纪80年代末，有的颇具权威的论家，则专门著文，明确宣称此说均系“旧史之误”，纯属“子虚乌有之言”。到90年代初，以李白寄家瑕丘（今兖州）为主的鲁城“南陵派”出现之后，则将他们的“子虚乌有之言”援为国际李白讨论会的定论了。就这样把原本出自唐代最具权威的对李白身份的定论，弄成了《旧唐书》的任意瞎说或胡编乱造。这实在是不该发生的历史悲剧。为了辩明是非，兹以时间先后为序，对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三说，谈谈本人的看法。一，有说：李白“蜀郡人”，“五代刘晌修《唐书》以李白为山东人，自元稹序杜诗而误。（杜甫）诗云：‘汝与山东李白好’，乐史云：‘李白慕谢安风流自号李东山’。杜子美所云乃是东山，后人倒读为山东，元稹之序亦由于倒读杜诗也。” （楊慎《李诗选题辞》见王琦《李太白文集》）杨慎此说虽然对后人影响颇大，但很难为训。
①《旧唐书》的编者，并未声明其山东人，家在任城是依据的杜诗，而杨慎也未出示《旧唐书》依据杜诗的根据。杨慎说《旧唐书》山东人，家在任城是出自杜诗，只是他个人的一种臆想而已，不足恁信。②李白是否有“东山”之别号，这在李白诗文中查不到踪迹，令人怀疑。假如真有“东山”之别号，杜甫怎么能倒写成“山东”呢？要之李白亦可能把“杜二甫”倒写成“甫二杜”了。在好朋友之间，竞把名字写颠倒的事情可能发生吗？从古到今的李、杜论家，除杨慎一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对杜甫“汝与山东李白好”这句诗有什么岐意，余以为倒读杜诗之说，仅是楊慎做的一出文字游戏而己。③文中以李白蜀人否定山东人也毫无意义。蜀人、山东人，都是表明的李白籍贯。籍贯一词，就本质意义而言，是反映一个人家的所在地。然，由于一个家族，延绵历世，因种种原因，可能数次，十数次迁徙。这就势逼为其后世的家族成员，形成多个家的所在地，即籍贯。故《中华大字典》“籍”字下“籍贯”条则云：“土著为本籍，移入者有客籍，流寓有寄籍。既寄他籍者，谓其本籍为原籍”。然一个家族，数十、百、千年间，屡屡迁徙，迁徙次数一多，则哪是土著，哪是本籍，哪是原籍，哪是客籍，哪是寄籍也就自然分不清了，所以这诸多的籍贯称谓，也都是相对而言。既然土著、本籍、原籍、客籍、寄籍等称谓都是同样的籍贯用词，当然取其其中的哪一种称谓，就都是正确的了。《旧唐书》既然肯定李白安家落户于任城。任城当然就是李白家的所在地，那么称李白为山东任城人有何不可呢？像李白这样以寄籍为籍贯者，历史上大有人在。如：诗人王维，本太原祁人，其父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河东道治），遂为河东人。经史注家颜师古，本琅琊临沂人，因官移居雍州（京兆）之万年，遂称万年人。王忠嗣，本家太原祁人，后移家于华州之郑县，遂为郑县人。宰相张说，其先本范阳人，代居河东，后又移家河南之洛阳，因称洛阳人。王无竟，其先琅琊人，因官徙家东莱，遂称东莱人。许景先，本常州义兴人，后徙家洛阳，遂称洛阳人。李白因其父为任城尉而移家任城，其称山东任城人，又有何不可？其他人皆可，为什么独李白不可？这是何种道理？
以此而论，杨慎用蜀之客籍，来推翻山东寄籍，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也是对籍贯一词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所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白山东任城人这一正确的籍贯称谓，之所以长期以来不为人们重视，甚致推翻，与杨慎做的这出文字游戏，有直接的关系。
二，有说“杜诗称山东李白，是指李白游寓的地方而言，自无不可。元稹文加一‘人’字称为‘山东人李白’已经是错。《旧唐书》因袭其说更是大错。再有一点更要说明“山东”二字在唐代并没有形成行政区域的名称，这二字形成行政区划的名称，自金代开始，在战国时称六国为山东。然不是正式地名。杜诗所谓山东是用战国以来常用的称谓，然绝不能误认为行政区域的名称。《旧唐书》竟误认了” （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辨一》见《２０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２０Ｏ２年１２月版）胡先生这段文字的内容，基本上来自杨慎之误，所不同者。他在“山东人”这一问题上，开脱了杜甫，抓住了元稹。对此就不待重复详辩了。这段文字有以下两点值得商榷：①胡先生说：“山东”这个地名，在唐代并非正式行政区划名称，不宜使用。我以为此说未必妥当。诚然，山东这个地名在唐代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名称。然它自从西汉贾谊《过秦论》提出之后，则就不断的在国家档案和正史中普遍使用了。如《史记》，“蔡泽列传”：“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蔡泽山东之匹夫也”。又《汉书·伏生列传》：“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七年八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又《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四年，是夏，山东、河南、河北蝗虫大起”。既然山东这个地名能在国档、正史和历史人物传记中早就使用了，《旧唐书》在李白传中使用为何不可？再者，能用不能用，用得合理不合理，这都不是绝对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谁用。就拿“山东”这个地名说吧，假如首次提出者不是贾谊，而是“店小二”，早就成了一阵风，谁还把它放在心上？正因为是贾谊提出，所以才能被人认可。《史记》《汉书》《隋书》《唐书》等典籍中均普遍使用，这就成了正史，谁也抹不掉它。再如，原本叫柳树的一种树木，因隋炀帝赐其“杨”姓，这种柳树则随之名为“杨柳”，这有什么合理性？但它依然成了历史。《旧唐书》不是“店小二”，它是奉后晋高祖皇帝之命，先后由当朝三任宰相监修成书，又经奏准皇帝后，抄录传世的，其权威不亚于贾谊、隋炀帝。它既然用了，就具有法定性质，莫说当时人们不好反对，即便反对，恐怕也不起什么作用。很多新生的事物，不就都是这类人物，或这类组织机构提出或认可后流传于世的吗？今天，山东这个地名早就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名称了，而李白的家依然还在山东任城。再研究“山东”这个地名能用不能用还有什么意义呢？②胡先生说：《旧唐书》当时把山东这个地名误认为行政区划名称了。这话亦欠妥当。我们已知，参与修撰《旧唐书》的宰相桑维翰，赵莹、刘晌、以及贾緯、张昭远等人，他们大多都是从唐朝过来的人，且又都是政治上的顶端人物，说他们当时连山东这个地名是不是行政区划的名称都不知道，这未免把他们看成太无知了吧。
三、有说：“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遂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旧唐书. 李白传》后“校刊记”１９５７年版）这段文字，除了沿袭杨慎的错误之外，其本身的错误就在于“曾在山东住过”这句话，李白说：“我家寄东鲁”，《旧唐书》说“父为任城尉，因家焉”，根据这两说均可作出一个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李白的家在山东任城。也可以作出李白安家落户于山东任城。据此而把山东任城作为李白的籍贯，称李白为山东任城人，自然无可非议。而“曾在山东住过”这句话就含糊了，既不能明确而肯定的作出李白家在山东任城的判断，更不能作出安家落户于山东任城的判断，这岂不是歪曲了李白和《旧唐书》原话的本质意义了吗？如此因判断失误而作出的否定李白山东任城人之说，自然就是“校勘记”的错误了。
从对上述有代表性的推翻《旧唐书》李白山东任城人 三说错误揭密，不难看出，推翻李白山东任城人之说，有的出自对“籍贯”一词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有的出自对李白的自述及《旧唐书》使用的概念判断失误，有的是标新立异的文字游戏，总之没有一说能站住脚。
推翻像《旧唐书》这类正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如果不了解《旧唐书》记载，究竟是依据的何种原始档案资料，而只凭自己的想当然，就冒然推翻，那是肯定要犯错误的。再者，即便发现了与《旧唐书》相反的资料，也不能冒然作为推翻《旧唐书》的依据。因为你还必须弄清你所发现的这种资料，当时《旧唐书》的编者们发现没发现，辩伪没辩伪，如果发现而又辩伪了，岂不造成大错。就如《新唐书》以李《序》、范《碑》“罪谪西域”之说，而替代《旧唐书》“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之说那样，岂不遗憾千古吗？
郑修平 | 
发表于 2009-10-25 18:5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