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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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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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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2:51:15 | 显示全部楼层

所谓特护,并不是医院里专有一批干这个事情的人,而是护士们的第二职业,全靠自己挤时间干。白天不能耽误正常工作,晚上还要值特护的班,几乎是三十六小时连轴转,人是很辛苦的。 我们这位特护虽然不断冲盹,但都能及时清醒过来,给妈量体温、量脉搏、查看各方面的体症。尽管查下来的情况都很正常,我还是一点不敢懈怠,眼睛连眨也不敢眨地注视着妈的动静。
按理有了特护,我就可以大撒手了。可我觉得让她服侍妈的大小解总是不妥,还是由我亲自动手为好。
按照妈的脾气,我本以为她会拒绝他人、包括我在这方面的服务,没想到她什么异议也没有。大概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地步,也只好听人摆布了。
这一夜算平安地过去了。特护交班以前,说是要给妈换上干净的被单,因为被单上粘了不少妈的血。我问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换,她说妈用不着起来。只见她一个人把妈翻过来又翻过去的就把被单换好了。真不愧“王牌护士”之称。那个早晨,是我记忆中一个非常明媚的早晨。九月二十五号换了一个特护,不可能老是“王牌”一个人盯着,她还有她的本职工作。下午,我发现连接道尿管的口袋里尿量很少,心里一惊,以为妈的肾功能出了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妈把道尿管蹬下来了,漏了一床的尿。我知道这个特护是外院来进修的护士,怕是做不了什么主的,只好先在床上铺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再垫上厚布垫,不过妈还是等于睡在尿坑里了。 这个晚上,妈的两双手还是像绕毛线似的在胸前绕来绕去,我们又用绷带把她的手固定在床栏杆上。迷蒙中妈也曾想把手从绷带里挣出来,但我们总是给她绑了又绑。 这一夜,也算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四。白天没有给我们安排特护,护士长说抽不出人。完全由我这个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顶班。白天还好说,大夫护士全在病房。到了晚上怎么办?护士站又只有一个值班护士。我一再请求护士长晚上给我们安排一个特护。
这天,妈的神智渐渐地恢复过来。我问她头疼不疼?她说不疼。又问她头晕不晕?她说不晕。又不断伸出手指考问她:“这是几个手指?”妈都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妈就不只是高兴,而是兴奋了。虽然她不说什么,我却看得出来。
比如手术后本应多睡,就是她自己不想睡,她那经过大手术的身体也会自然调节她的睡眠。
可她居然就睁着眼睛。她是舍不得睡呀,那等于是死而复生的体味她一分钟也不想放过,更何况她做的本是别一番准备。
晚上,“王牌护士”又来护理妈了。幸亏是她来了。我立刻告诉她妈睡在尿坑里的事。她马上就找来干燥的褥子和干净的床单,甚至还有被套、枕套。为了大换卧具,我们把妈从床上抱起来,让她靠坐在太师椅上。这时我才看出这次手术对妈的影响之大。她力不能支地瘫靠在椅背上,颈子软软地歪着,全身都显出在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将一切丧失殆尽后的了无生气、颓唐和烦恼。 待卧具换完之后,妈才又睡在了一个舒适的床上。
由于前两夜都平安无事,我想第三夜更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何况还有“王牌”特护,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把折叠床撑在阳台上,想要休息一会儿。
我很快就被惊醒了。 妈不安地折腾起来。 持护又是给她量血压,又是给她量脉搏。我紧张地查看妈的全身,发现妈的刀口出血了,而且越出越多,把包扎在头上的绷带都湿透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特护,她赶紧把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找来,王大夫打开头上的绷带,我看见妈左半边刀口对接得很好,缝得很光滑,针脚很小也很匀称。不过两天半的时间,已经长牢了,果然如妈所说:“我的皮子可合了,很容易长上。”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右半边的刀口不但没有对接好,缝得也很马虎,以致刀口两边的头皮向外翻着。鲜血正是从这里的每一个针眼往外直冒。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吓得两腿发软,趴在床栏上哭了起来。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王集生大夫只好又在妈右半边的伤口上补缝了几针。 如果说妈最后是因为凝血机制的紊乱,引起某个要害部位出血从而造成猝死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凝血机制的紊乱呢,会不会是由于右边伤口没有缝好、再次出血的打击造成的? 也许不能这样说,但也不能不这样说。上帝一定知道,可是它却不告诉我。 我的朋友人民医院的张主任说,这个晚上的刀口出血,无论如何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不祥的信号。
妈对王集生大夫在她头上的操作不但没有任何反应,反倒胡言乱语起来。 “你们要秉公办事!我就这一个后代……”是横下一条心血战到底的气势。听这话音,好像是我遭了什么难,妈正不惜牺牲地为我伸张正义。即使在她昏迷状态,为我牺牲自己也是在所不辞。世上唯有这份真情,才叫做溶化在血液中。
又说:“你还是我亲生的女儿呐,怎么就把我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大马路上,让那么多人站在两边看我……” “你们这是骗婚……怎么扔给我一个红裤衩……”
补完这几针,流血才止往了。但是王集生大夫很不放心,他担心血会回流脑膜,再从刀口进入颅内。嘱咐我明天一早一定去做一次CT检查,看看颅内有无血肿。
血虽然止住了,快天亮的时候妈的心率开始加快。快到多少,我不清楚,幸亏特护很有经验,又把内科的值班大夫请来了。值班大夫正好是内科主任。张主任听了妈的心脏,说没问题。护士们也说,张主任要是说没问题,那就真是没问题。我想既然护士这样说,说明张主任一定是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大夫,就没再把心率快的事放在心上。 比起妈对我的恩情,我对妈的关心太不够了。当时我为什么没再追问一句: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心率会快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当时最应该问清楚的问题吗? 如果当时我能追问一句,也许就会引起大夫更多的考虑,没准就能及早发现妈的问题,也许就不会酿成后来的大错。 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所分析的,那一夜就是不幸的开始。
九月二十七号,星期五。一早就推妈到CT室去做检查。没有帮手,还是得求助于隔壁那个陪床的小伙子,可我们两个人还是没有力气按照大夫的要求,把妈的头送到指定的检查仪器的凹槽中去。我伏身抱着妈的头,又要使劲把妈往仪器里挪,又怕过于使劲把握不住平衡,哪只手不小心碰了妈的伤口,或哪只脚落空一个跟头摔下去,两手一乍摔了妈。所以要特别注意保持平衡,并且由于这样努着劲而紧张得浑身发抖。
我仰起满是汗水的脸,恳求站在我身旁那个戴眼镜的、好像是姓w的大夫:“大夫,谢谢你了,请帮我们抬一抬吧。”
w大夫一动也不动,两只手潇洒地插在白大褂的中袋里,眼睛直直地、连回避也不回避地看着我那满是汗水的脸。我甚至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快意,让我不得不检点自己:以前是不是在哪儿伤害过他?而他一直没有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究来了。
我不敢说什么,更不敢埋怨他,我知道,要是我说点什么只能是妈更加倒霉。好比说妈脑子里明明有血肿,就冲我难成那个样子,他能一个手指头都不伸,他就敢说个没有血肿,等等。我只好拼却全力抱着妈的身子,一点一点把妈的头往仪器那个凹槽里挪。我担心位置不准确影响检查的效果,那就可能误了大事。可是我再也挪不动了。当时我那个心呐,真是苦透了。 w大夫也就那样马马虎虎地拍了。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妈头内没有血肿。王集生大夫说,幸亏妈出血的部位是在脑膜切口的另一侧。
下午,妈清醒了。说她晚上做了很多梦。并且一字不差地把梦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梦见有人把我拉进了一个帐篷之后,又扔给她一个红裤权,她觉得那种情况很像骗婚,就冲上去和那些人理论,并且上诉到有关部门……
又梦见我把她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马路上,大夫们在马路两旁站成两排,看着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马路中央。这可能是手术给她的刺激。
我说:“做这样的手术都得把衣服脱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需要抢救的情况,说不定要在什么部位做应急的处理,到那时再给您扒衣服就来不及了。”
尽管做了这样的解释,妈对把她赤身裸体地放在手术台上还是很不高兴。她不是不高兴大夫,她是不高兴我。她觉得我作为她的亲生女儿,竟然让她出那样的丑,很有些伤心。 虽然她这是刚刚恢复神智,对进来照看她的大夫和护士,一律都能说声“谢谢”。
古人云:过兮福所至,福兮过所依。 妈的手术,和手术后的一切反应都太顺利、太正常了,一般人脑手术后常有的水肿、血肿、感染、发烧,妈一律全无,最高一次体温不过三十七度五,而且很快就降下去了。 我、大夫、包括妈自己都太乐观了,真正是乐极生悲。要是妈手术后哪怕发点烧,也就会引起我和大夫的警惕了。
术后第五天,九月二十八号晚上,联在妈身上的管子、瓶子都拿掉了。 临睡觉的时候她对我说,病床睡得很不舒服,她想睡我的折叠床。我就和她换了床。见她术后这些天一切正常,以为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可是我刚睡着就惊醒了。
一醒就发现妈在折叠床上坐着,正要从床上站起来。我吓坏了,她要是摔倒问题就严重了。我庆幸着自己及时地醒来。
立刻让她回到自己的病床上去,并且把病床两旁的栏杆也安上了。她一副痴呆的、木愣愣的样子。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谵妄”。这是她第一次“闹”,还不太严重,以后就愈演愈烈了。
现在回想,她的“谵妄”也和别人的不大相同。一般说来,别人的“谵妄”,术后当天晚上就开始了,她却发生在术后的第五天。不过其它方面的情况很让人感到鼓舞。便结的现象消失了;手也不抖了;有了食欲;眼睛也清亮了;嗓子也不哑了;也不昏睡……终之,手术前的一切病状似乎都消失了。
她一撤销了输液,马上就想吃东西。术后第一次正常吃饭,就吃的是瑞芳送的广式稀粥。 那天瑞芳走后我问妈:“您想喝粥吗?”
她兴意盎然他说:“我早就想喝了。” “那您怎么不早说?”妈有了食欲,就是恢复健康的征兆。我们苦尽甘来的时候到了。“人家还在这里坐着,我怎么好意思就要吃人家送来的东西呢?” 妈,妈,您总是这样顾全脸面,委曲着自己,您还是个病人呢!我赶紧从被窝底下掏出盛粥的瓶子给她装粥。还好,粥还是温的,正好食用。在医院里这就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土保温法了。她吃了两碗,差不多把瑞芳送来的粥全吃光了。
然后就是手术后第一次下地。我对她说:“妈,不怕,您两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两手抱着您的腰,您的腿一蹬就站起来了。”
我的动员没有用,妈还是吓得大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喘粗气。两条腿软得像是煮得很烂的面条,无论如何挺不起来。她贴在我的身上,全靠我奋力地往后仰挺着身体支撑着她,两只胳膊往上提着她,才勉强的站立。但是她的脚踩在我的脚上,却很有力。虽然很疼,我也没敢动窝,我怕一挪脚闪了妈,万一我抱不住她就糟了。 这时护士长恰巧走过。她严厉地说,“站起来,站起来。你的腿和手术一点关系也没有。”
妈果然“噔”地一下就站直了。 然后我和小阿姨扶着她到走廊里去,妈不愿意,可是她还不能自由行动,只好由我们搀扶着她慢慢向外走去。在护士长的指挥下她虽然站起来了,但走起路来腿还打晃,每迈出一个脚步膝盖就往前一拐。但她总算能迈步向前走了。
病房里的人见妈一下地就能走路,对妈以八十高龄战胜疾病的顽强精神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否则我为什么非要妈到走廊里去,这对妈的康复是很大的鼓舞。
当然还有一些显摆。我和妈出生入死地奋斗到这个地步,难道不值得显摆一下吗?
下地的第二天,妈就不要我们搀扶,自己就能扶着病床周围的栏杆绕着病床走来走去,而且走的很利索了。 很快她就行动自如了。
下地后的第三天,妈自己就能到处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相当复杂的功能她恢复得很好,而且好得出人意料。有些很低级的功能却恢复得很差,或至丧失?比如说,自己从躺位上坐起。
后来我常想,要是妈第一次从躺位坐起的时候,护士长也能在旁边这么呦喝她一嗓子就好了。
她一到走廊里去,病房里的人就对她鼓掌,表示他们的祝贺、敬意和鼓励。妈这时就笑眯眯地向人家挥挥手,说“谢谢,谢谢!”那时她对自己的身体还充满了信心:“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还有闲心和我研究:“你说对面病房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在搞婚外恋,有两个女的老来看他,可是还不一起来,而是分别来。他在走廊里碰见我的时候,指着搀扶他的女人挺得意地对我说,“你看,我自己能走她还非要扶着我不可。”
我想她既然有这份闲心,就说明她身体恢复得不错。 后来病理切片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瘤子是良性的。
这是我们最感幸福的一段时间。我常志得意满地对妈说:“妈,我真高兴我签了字,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妈也多次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要是不签字,她会后悔一辈子。”
连甲大夫也对我说:“你决定手术还是对了。” 现在想想这句话,真觉得是上天对我的鞭苔。
胡容来看望妈的时候,见她脸色又红又白气色极好,就说:“姥姥年轻多了。从今以后,您的年龄应该从一岁算起。以后谁再问您多大年纪,您就说:‘一岁。’”手术后妈确实显得年轻了,因为手术在头上横切一刀,又经过缝线,头皮相应拉紧,额上的皱纹自然见少。 剩下的遗憾就是妈那双眼睛。 妈年轻时是压倒群芳、风光一时,这双眼睛功不可没。那不仅是双眼皮,简直是三眼皮。可是到了老年,三眼皮一耷拉,就比一般的双眼皮耷拉起来长多了。妈的一双眼睛,竟让那眼皮遮得不见庐山真面目。今后妈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好日子,何不请美容师把眼睑的松垂部分剪去,虽不能完全恢复妈那双眼睛的风貌,至少也能让妈精神精神。我对妈说:“等您身体完全恢复以后,我把美容师请到家,把您上下眼皮松垂多余的部分剪掉,您再精精神神过几年。您没见咱们的领导人某某某和某某某,不都剪了眼皮、染了头发吗?立时精神多了。”
如果躺在床上养息,她就半合着眼睛看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做这、做那。我走到哪儿,她的眼睛就跟我转到哪儿,舍不得睡去。
我们这样朝夕相伴的机会不多,早年是她为生计奔波,等到退了下来,我以进入了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两下总难凑齐。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有一次访问法国的机会,妈住院后我想都没再想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妈也不会记住这件顺口一说的事,没想到这时她突然问我:“你还到法国去吗?”“不去,您住着医院我怎么能离开您。” 这是她唯一一次婉转地表示了对我老是离开她的不安。过去她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示,不管我去的多远、多久,她都默默地隐忍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可能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恐惧。
过了危险期,在妈的抵抗力相对增强以后,就让小阿姨到医院来助我一臂之力。她一进病房妈就对她说:“小月,几天没见你了,我真想你。”也许她表达的是对健康、对正常生活的向往。
可是小阿姨一来就干了一件让我感到晦气的事。她刚一洗碗,就把唐棣送给妈八十大寿(我们在美国按照过九不过十的风俗,当然也是趁着大家都在一起的机会,提前给妈过了八十岁的生日)的生日礼物,一个陶瓷口杯打碎了。我洗了那么多次都没出问题,她怎么一来就打碎了呢?心里别扭极了,可是也没有办法补救了。只好想,她经常打碎东西,我还曾让她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否神经方面的问题。这次打碎妈的口杯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是我的多虑。 所以不要说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经过这次大难,我感到凡事可能都有先兆。
见妈手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才把不手术的恶果告诉她。妈说:“实际上手术前几天眼睛基本上就看不见了,”不过我不大信。妈常受心理作用的支配。好比我给她买过法国一种叫做“都可喜”的菜,针对她常受心理作用支配的特点,有意告诉她,那种菜是法国造,每瓶三十九元,很有效。妈果然说她服菜以后,眼睛清楚多了。其实按照她的病情,吃什么菜都不行了。
十月一号,星期二。小阿姨开始替我陪床,我可以回家休整一下了。也不光是休整,而是想浏览一下饮食市场,看看能不能给妈调配点花样。在我陪床住院无法分身回家期间,只能是小阿姨做什么吃什么,妈在营养方面的需要,主要靠保健食品补充,对促进食欲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也曾在医院附近的餐馆买过小炒,只要对妈有好处,价格贵贱好说,可是现在的餐馆差不多是徒有虚名,卫生和菜蔬的新鲜程度很成问题,口味也难让人恭维。只有一次,那个红烧海参还算差强人意。我虽然也不会做,但总有那份为妈尽力而为的心意。
我先乘五十四路公共汽车到王府井,打算在王府井给妈买罐“力多精”。我知道和平里的一家食品店有卖原装的“力多精”。但趁换车之便能在王府井买到最好。
因为是节日,车上很挤。我只能紧贴车门,站在最下一层踏板上。站在上面一层踏板的人裙裤上,粘满了灰白色的、可疑的黏液。
装满空饭盒、空瓶子的口袋挂在我的肩上,我不紧不慢,甚至是逍遥自在地走在华灯齐放的大街上,走在身着节日盛装的人群中。
我知道我再也不必着急,妈的危险已经过去,让我们心惊肉跳的生死之谜已经揭晓;我不必再为了妈的等待住医院迅跑;也不必为了给妈送菜,或送别的什么赶往医院;或提心吊胆地等待医生宣告有关母亲的生死存亡……
无声的细雨滋润着我。我没有打伞,体味着只有经过拼搏才能体味到的,那份风息浪止后的疲倦的宁静;享受着上帝赐给我们母女的这份恩泽。
行人熙熙攘攘,周遭的世界繁闹而虚空。我肩负着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沉重,和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轻松,走着、走着。明白了除了血肉相连的妈,不管你活、你死、你乐、你哭……你和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其实毫无干系。没有,走遍王府井的食品商店都没有原装的“力多精”。香港造的口感和原装的口感就是不一样。没有那么沙口,也没那么容易冲化,看来还得到和平里去。在我办得到的情况下,我愿尽力给妈提供最好的服务。我怕日后脱销,一下买了两大罐,每罐一公斤,够妈吃些日子了。可是妈终于没有吃完。
十月二号,星期三。下午给妈擦洗的时候,发现她肛门周围有几小块溃伤。肯定是昨天没有擦洗干净所致。平时每日给她洗两遍,我一回家休整,晚上那遍免不了由小阿姨代劳。
这样的事外人哪能完全彻底。心想,一点操心不到都不行,以后再也不敢依赖他人,一点也不能依赖。哪怕时间再晚,也要给她洗完再走。回家时经过东单,在东单中药店买了一管马应龙痔疮膏。这种药膏对过敏和溃伤也很有效。本想第二天去医院时再带给妈,因为还在节假期间,公共汽车很不好乘。可是想到这一夜妈会很不舒服,就又挤上汽车回到医院,给妈洗净患处,又涂上药膏才安心回家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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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2:51: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般手术后第三天,或第五天就拆线了。妈的伤口因为有了那一番周折,是第八天拆的线。她的伤口长得很好,很平滑。就是一到晚上,妈就不是妈了。她的“谵妄”越闹越厉害。手术后已然消失的尿频,到了晚上又变成几分钟一次,我整夜整夜无法休息。我不是没有经济能力再请一个阿姨来照顾妈,我总觉得这种时候我应该时时刻刻伺候在妈的身边,否则就太对不起她的养育之恩。再说看护病人的阿姨不容易请到,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老阿姨,我愿每月给她三百元的工资,她倒是很愿意,但她要求长期的合作关系,而我只能在妈住院期间雇用她,因为妈并不瘫痪在床、长期不能行动的病人,此事只好作罢。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照顾好妈,反而让我犯下不堪回首的过错。好比服侍妈的大小解。医院的便盆个个摔得残破不全,分到我们名下那个,也是病房里的最后一个。偏偏与身体接触的部位不但摔掉了搪瓷,还凹凸着高低不平的烂铁皮。我始终不明白谁能把便盆上的铁皮造就成这般模样。让小阿姨到医药商店买个新的,她说找不到门。而我又离不开医院去买,只好先凑合使用医院里的便盆。如此这般,我不但要一手托着妈的下半身,一手把便盆放在她身下一个合适的位置,还要在她身体接触那些高低不平的烂铁皮之前,赶快把手翻过来。手心朝上地垫在高低不平的铁皮上,免得那些烂铁皮硌疼了妈。 这时,妈又一再说起那句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这么沉啊。”
但我这时的心情,比之八月份她做核磁共振这样说的时候轻松多了。毕竟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沉不沉的事就没再往心里去。其实这都不是好兆头。我终因力不胜任扭伤了腰。而这个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得动腰上的劲。 我只好让妈在我放便盆的时候配合一下,两双脚尽量往大腿根部靠拢,接着两脚一蹬,身子再往上一撑臀部就能抬起一些,那就会省我好大的劲。我说:“这一点也不难,您的两双脚靠大腿的根部越近,您也就越省劲。”可妈就是配合不了。我看出她不是不肯这样做,她好像是力不从心、无法把脚靠拢至大腿恨部的合适位置,当然也就无法撑起她的身子。有时靠拢一点,也是有其形而无其实。我照旧还是难的不行。 负荷超过极限就要失控。
特别是她几分钟一次小解,根本就没有几滴,我想,她都没病了怎么还这样折腾人呢?难道不能把排尿的次数集中一下、将周期延长一点?那就会减轻我很大的负担。这样一想之后,手就会重重地拿起她的脚,又重重地往她大腿根部一摆。妈就生气地白我一眼,她一定想到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老话。 新便盆终于买来以后,有时妈用完了我也不拿开,就放在她的身下。心想,反正过不了几分钟还得用,便盆又是新的,很光滑,放在身下不会有什么不适。这时,妈也就能撑起身子,把身下的便盆扒拉到一边。 这能不能说明妈本来可以配合我?当然也说明便盆放在身下还是不舒服。可我却心怀恶意地把她好不容易扒拉到一边的便盆再给她放回身下,企图用这种办法刺激她将排尿周期延长一些。
妈到底清醒还是不清醒? 要是清醒,为什么不懂得心疼我? 要是不清醒,为什么知道把便盆从身子底下挪开呢?
现在我明白,我是冤枉妈了。她能不心疼我吗?她要是不心疼我,她能坚决要求手术吗?她就怕她成为我的累赘,她就怕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地折腾我,这不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吗?我都看着了、经历了,怎么还能这样冤枉妈呢!她之所以这样折腾,肯定还是神智不大清醒的表现;她的两脚不听指挥,肯定和术后没完全恢复有关;她几分钟一次的排尿,也许是和插导尿管的刺激有关……
又比如,逢到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几分钟就让我给她改变一次体位时候,我也认为她过于随心所欲,不大为劳顿的我考虑。累极了眼,在扶她坐起的时候,难免气哼哼地用力把她往前一推。她也总是恨恨地“唉呀”一声,那就是对我如此待她的、最严厉的批评了。 或是刚把被套服服帖帖地装套在棉胎上,一会儿棉胎就让她起来躺下,躺下起来,弄了滚到被套脚下去了,我就会急歪歪地把着她的手说:“妈,您拽被子的时候光拽被套不行,您得这样,被套棉胎一起拽着才行。”这不是强妈所难吗?她那时哪还能顾得了这些!那时她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说的那样,瘤子虽然切除了,可是瘤子周围的垂体细胞经过长年的挤压已然受损,不能正常供应身体各部系统赖以连转的“内分泌”了。如果说妈是为凝血机制紊乱,最后猝死于某一重要血管的破裂(如心肌梗死,或脑桥那很主要血管的破裂),那正是由于凝血机制失去“内分泌”的精密调节所致。她认为,就是妈不手术,也无可挽救了。手术前的一切病状,正是身体各系统失去“内分泌”的调节、走向全面崩溃的表现,手术后的一段时间看上去虽好,那是过去体内储存的“内分泌”还没有完全耗尽,一旦那点储存消耗净尽,妈就会走向终结。因为这个过程是渐近的,所以妈无法说出某种具体的不适,只能感到日渐衰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怎么呆着都不舒服、都不行地走向消亡。 这就是说,我们那时的欢乐,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的欢乐。
而我竟然没心肝地把身体日渐衰竭、在不可名状的难耐中饱受熬煎的妈,当成是她的随心所欲、不体恤我的劳顿。不但没有对她更加爱护、没有知微见著探析她如此表现的根由,反而心生怨气态度粗暴。
如果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号北大医院那位大夫能对我这样说到“内分泌”对人体的影响,妈就是再不愿意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也会逼着她去检查的。如果那时就采取果断措施,效果会怎样呢?肯定比七个月以后手术好,对一个分秒之间的差异,影响都会非常悬殊的老人来说,这七个月的时间绝对至关重要。不要说身体的承受能力,就是她储存已然不多的“内分泌”,那时恐怕也还能满足调节凝血机制的需要。
怎么想,怎么都是我害了妈。
又比如,她的“谵妄”越闹越严重,大夫表示这是脑手术的正常反应,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只能任她一闹到底才不会再闹的时候,我也就没再坚持为妈寻求一个解脱的办法,而是想,挺吧,挺到一定时候就好了。从没想过这种挺法。对妈的体力会造成多大的消耗,特别在妈的身体日渐衰竭的时候,我现在想,“谵妄”可能和梦游一样,是非常伤人的。我那时要是坚持寻找,办法可能还有。好比说针灸、镇静剂什么的。那不但会免除我的许多劳顿,妈也能很好的休养生息; 在她“谵妄”的时候,又想当然地认为她如此神智不清,不论我说什么、做什么,她反正都不会听,干脆假装熟睡、不理不睬地任她去闹。每逢她不让我在病床两旁放栏杆,只要一安栏杆,她就双手抓住栏杆不放,力大无比地和我撕来撕去,抢得像是拼命,说是安上栏杆就像坐监狱一样。那肯定是身陷沉疴人的憋闷、烦躁,我不但不体贴她,还自以为保护她不致坠床道理堂皇,狠狠抢过她手里的栏杆,与她做对般地安在病床的两旁。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和她讲道理呢? 那时我要是知道妈已来日无几,虽然不能救她的命,至少也能做些让她顺心的事,让她带着一份她所挚爱的人的深爱离去。 可是,难道非要等到这个地步,我才能丧尽天良地给妈那份深爱吗?
奇怪的是妈“谵妄”的时候老叫奶奶和小慧。我从未听她对我说过小慧是谁。 还有一次她半夜从床上跳起来,对小阿姨说:“小月快走,这是鬼住的地方,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怎么不走?我是为你好。” 说着就去开通向阳台的门,急于逃走。小阿姨赶紧把阳台上的门锁了,她开不开门就拼命摇,把门摇得哐哐响。见阳台上的门摇不开,又去开病房的门。小阿姨把病房的门也锁了。她大吵大叫着非要出去不可,一直闹到在护士站值班的护士长都听见了。护士长到病房来看她闹什么,妈却认不出是护士长,害怕地说:“巡逻的来了,巡逻的来了。”这才不敢闹着要跑了。 可是她对小阿姨又闹着说:“你给我找张洁去,你给我找张洁去。”
让护士长安慰她说,“我这就去给她打电话。”听到让护士长说去给我打电话,妈才渐渐安静下来。
护士长走后妈对小阿姨说:“我给你张阿姨闯祸了。我闹得太厉害,巡逻队都知道了。”
后来我猜想,小慧一定是她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沉落在记忆深处、也许早就故去的人。不,不是也许,而是一定。不知道为什么我敢这样肯定,妈在那个时候,呼唤的肯定是两个早已死去的人。 还有,说她那间病房是鬼住的地方又是怎么回事? 总之那时我和妈一到晚上就像中了邪,我不是挚爱妈的女儿,妈也不是爱我的妈了。
可是一到白天,我们又都为对方竭尽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
也曾分析妈为什么老“闹”,误以为是她身边有我照料的缘故。如果没有我的照料,她也就无所依赖,无所依赖还能向谁“闹”呢?也许早就可以自立了。所以我对妈说:“您比我强,您老了跟前还有我,我老了跟前还有谁呢?只要您能恢复健康,我宁肯死了都行。”或许她辨出个中和埋怨,即便地老天荒何尝会有因她而无我的荒谬?又忧虑我果然落到那种境地,还要考虑为我的埋怨留下伦理道德上的余地,含蓄地辩驳道:“你可以到唐棣那儿去。” 我却斩钉截铁他说:“我才不去呢。” 我为什么这样说?是生怕妈不明白我的埋怨,非要把为我留下余地、躲在含蓄后面的妈推到前面不可?是批评妈对我的依赖? 是以我晚年的独立,来表白自己对妈老有所养的功绩?是以我独自的晚境,来衬托妈老有所养的优越? 一到白天妈就清醒了。她一清醒过来,就为自己晚上睡着就“闹”的事情着急。她不知怎么想的,认为这是睡得不沉的缘故。所以白天更不睡了,到了晚上也尽量延迟睡觉的时间。以为熬得越晚,睡得越沉,睡得越沉就越不容易发作。
病房里有一个看护植物人的谢阿姨,我给她一些钱,委托她在小阿姨替我值班的时候帮着照看一下妈,毕竟她看护脑病病人多年,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多,万一有什么情况,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每天晚上,植物人那边的事情完了,谢阿姨就到妈的病房来坐。妈就紧紧抓住谢阿姨不放。让谢阿姨给她唱歌,陪她说话、熬夜,不让谢阿姨走。还要点小狡猾,对谢阿姨说:“我最喜欢听你唱歌。”谢阿姨能唱出什么好听的歌,妈不过是有想方设法拖住人家,陪她一起熬夜就是了。
后来植物人感冒了,妈接着也感冒了。想必谢阿姨是个传染的媒介,我就不让谢阿姨来照顾妈了。不过那时已是十月十七八号,我们也快出院了。
也许还是我的办法有效果。 我对妈说:“恰恰相反,您晚上闹不是因为睡得不沉,而是睡的太沉的缘故,您现在白天不睡,晚上也不睡,一旦睡着就会睡得很沉,睡得越沉越不容易清醒,闹得也就越凶。从现在起,您白天一定要多睡,晚上也要早睡,吃过晚饭就睡,睡眠一充分人就容易清醒,越容易清醒也就越容易从“谵妄”中醒来。如果觉得在床上躺的时间太长,不舒服,可以先靠在沙发上睡。睡过一觉,再到床上去睡,试一试这样做,看看效果怎么样?”
不知道是我的办法灵,还是手术的反应已经过去,妈此后果真不闹了。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狠狠地吓唬了她。
十月十二号下午我对妈说,十三号中午我有一个不好推掉的外事活动,有位意大利访华代表团的朋友,是我在意大利访问时的“全陪”,对我很是关照,又是我作品的译者。现在来到中国,而且和团长发生了磨擦,身在异国他乡心情非常不好,无论如何我应该去看望她。我对妈说,只参加一个午宴,吃完饭立刻就到医院来。 十三号一早,就在我家附近的几个商店跑来跑去,为的是给妈那个合同医院的两位大夫购买礼物。
一位是及时通知我们去做核磁共振的大夫,那时周东大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做核磁共振的关系,可是周东大夫又不知道我的电话,只好转请一位能够和我取得联系的大夫通知。要不是她的及时通知,我们就会失去这次机会,那就不知还要等多久。
另一位是神经外科的主任,有人建议在他那里疏通一下,请他批准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报销在天坛医院的开销。那笔医药费毕竟数字不小,若争取一下能够报销何乐不为?不敢跑得太远,怕误了来接我去赴宴的汽车。只好在附近两三家商店之间跑来跑去的比较。太贵的负担不起,太差的又怕对不起人家。最后买了七百多块钱的礼物,心里还觉得不够分量。
外科主任收下了礼物。可我却是在妈去世很久以后,才去找他谈转院治疗的事。他拒绝签字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
我认为这很正常。试想,他一再对我强调做过四百多例垂体瘤的切除手术,而我还是自费到天坛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要来找他想办法报销,这不是太过份、太让了下不来台,甚至是对他的侮辱吗,我竟然采纳这种意见,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他还暗示,如果由他来做这个手术,妈也许不会亡故。我没有向他解释,妈去世并不是因为手术。 他拒绝签字倒成全了我为妈尽的最后这点心意。不过就是妈再活一次。再做一次手术,我还是不会找她、不会在妈的合同医院做这个手术。
妈的病,不正是合同医院误的诊吗?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眼睛已渐失明、白翳始终遮不住眼球的情况下,眼科主任还坚持是“白内障”,而不考虑脑子里可能长了压迫视神经的瘤子。
然后我又趁有车之便到韩美林那里去取别人带给我的东西。最后才到午宴上去。 这个安排妈是知道的,但她突然急迫地想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否安全,非让小阿姨马上给我打电话不可。 是否就在那一天,我便身染大病。爱我比爱自己生命更甚的妈一定感应到了,否则她不会突生这样的奇想。小阿姨往哪打?何况她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就是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那么大的旅馆,我到底在哪一层、哪家字号?
为了安抚妈,明知我不在家小阿姨也往家里打了电话,家里当然没人接。妈又让她往我机关打,说机关一定知道我在什么旅馆吃饭。可是小阿姨不知道机关的电话,妈知道,但妈也没有随身带着我机关的电话号码。她就叫护士帮助查找。护士的服务态度不错,在电话号码簿上给妈查到了。小阿姨拿着机关的电话号码正要去打电话,我就到了。 一进病房,就见妈双目眦裂,满眼是大难临头的张惶。小阿姨见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来了,来了。张阿姨来了。” 这时妈又心慌起来。妈怀疑有婚外恋那个男病人的家属正在帮小阿姨安抚妈。她说:“躺下、躺下,休息休息就好了。这是因为刚才太紧张了。” 我也以为她的心慌是活动太激烈。心情太紧张所致,其实这也是大病之兆。
每次去医院的路上,其实都是分秒必争,就是红灯亮着的时候,也不管不顾地在车流里穿行,哪怕早一分钟抢过马路也好。因为妈在企盼着我。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许多可以提供各方面服务的公司,和花费不大的“麦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全靠我一个人应对。单说每天一早背着一兜汤水炒菜挤换电汽车就耗去不少力气,我最怕挤那一0六路电车,也许是我挤车技术不佳,常常挤得满腿是伤。有一次甚至将内裤挤掉,要不是外面的衣服上着皮带,真不知怎么收场。经过那样一段时间的锤炼,现在不论碰见什量级样的“挤”,我都不怕了。 由于连日的焦虑、伤情、担忧、恐惧、劳累,体力消耗很大。在快速往来的车辆里穿行往往会让我感到两腿发软,头晕眼花。特别是妈的病房还在六楼。 刚进医院的时候,我每天还能轻捷,甚至是潇洒地在楼梯上,上上下下地走几趟。渐渐地也就潇洒不起来了。
医院里有电梯,虽说只供病人或护士、大夫使用,但情况也不尽然,一切要看开电梯人的性情。有个和我同年的女同志,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对我很是照顾。如果是她们在开电梯,那就是我的运气,怎么也能蹭上电梯。也有大碰钉子的时候,而且碰得嘎蹦脆。有天早上,我背着很多东西来到医院,看看楼梯,实在上不动了。便老了脸皮,低眉敛气地走进电梯,对那位开电梯的女士说:“我实在太累了,您看我又拿了这么多东西,谢谢您让我乘乘电梯吧。”她的手往电梯外面一挥,简明扼要他说:“出去!” 我只好夹着尾巴走出了电梯。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相信她如果看我一眼,能发点善心,一定不会那样对待我。
十三号这天不巧,开电梯的正是那位丝毫不肯通融的女士。鉴于以往的经验,我自知没有指望地往楼上爬。而且还是一步两个台阶。——妈一定等急了。我甚至听见大腿前的两块肌肉,在拉起两条腿的时候,噔噔地响得非常吃力。像一辆难以发动的老旧汽车,却非要它发动起来不可地蹦蹦着。
看到妈闹成那个样子,我真是又急又气又委曲,觉得她太不体谅我。 心想,我已经很努力了,妈,您为什么不懂我的心呢?从而让您自己的心和我的心,都累得没有了一点汁水了。 您累,比我累还让我忧心,结果是我的心就连您的心一块累着,是累上加累了。急得我恳求她说:“妈,我真的很累。我知道您爱我,可是爱得太过也是一种负担。我已经很急了,为了早到医院一分钟,我差不多分秒必争,连过马路都是横冲直闯。您再这么催我,我就更着急了。一急就容易出事,那不就是催命吗?到那时候,您就后悔莫及了。”
我了解自己,装了那一肚子心思,这恳求比发火还煎熬人。 妈不回答。我看见她放在被子外面的手,颤颤地抖着。后来想,我这样说,她心里一定也很委曲。她不正是因为爱我、担心我的安危才这样紧张的吗?我又说:“咱们哄着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能为这样的小事麻烦人家,像查电话号码的事,人家管得着吗?要是把人家弄烦了,到了真有要紧事的时候,人家还能耐心细致地照管您吗?”妈没看见吗?除了危险期间有特护照顾,特护走了以后,哪样事不是我这个一点医护常识也没有的人在时刻关注着她?幸亏妈没有出别的事。
可是她一定听不进去这些话。对她来说,首先是我的安危,至于她自己到了要紧的时候人家怎么待她,她才不考虑呢。妈把我的韬讳之计当成了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才能。看我在病房里似乎很玩得转的样子,曾当着我的面对小阿姨说:“你张阿姨在哪儿都能打开局面。”我没吭气,只对妈得意的笑笑。 妈,那叫打开局面吗?那只是当下三烂、装孙子,并以此来讨取人家的欢心。
就在我为签不签字手术而忧心如焚的情况下,也得强颜欢笑地陪着前来消闲解闷或观赏名人的人高谈阔论,那是真正不惜血本的感情投资,为的是妈在紧要关头,能够得到较为悉心的照料。 恐怕对外的这种投降主义和我的宵小之心也不无关系。好比,我能得罪小阿姨吗?得罪了她,我不在家的时候她能好好照料妈吗?说是为了好好照料妈,其实还不是为了自己可以抽身而去?
这时妈又要喝水,真给她端过水去她又喝不了几口,让我们端走。或是刚在床上躺好,又让我们扶她起来喝水。或一会躺下,一会坐起。每种体位都保持不过两三分钟的样子。 我压抑着心里的不满恳求她:“妈,您天天晚上都闹得我们一点不得休息,要说您晚上闹那是因为‘谵妄’没有办法控制,白天您再闹就说不过去了,小阿姨晚上照顾您已经很辛苦了,白天咱们应该尽量让她休息,如果她白天也得不到休息,如果撂了挑子,临时再上哪儿去找这么一个熟悉情况的阿姨?现在的情况是越少出问题越好。” 我每天到医院后,什么也不让小阿姨干。而是让她把折叠床撑到阳台上去睡觉。为的是让她晚上和我轮换着陪床,我的体力已经消耗得不能独自支撑这件事,所以特别害怕小阿姨撂挑子。其实,妈哪儿是折腾人,她是病得开始折腾自己了。妈好像根本没有听进我的话,一会儿又要坐起来。我没有好气地扶她坐了起来,并让她自己披上夹克。 她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时间过得越久,我越能咂磨出她当时的神情,她不但隐忍着极大的不适,还要在穿衣的逼迫下逃遁无门,心神败坏地瞪视前方。
她看也不看手里的夹克,拿起夹克的下摆当领子,伸出胳膊就去穿袖子,那怎么能够穿进?我不但不帮她纠正,还冷酷地说:“好好看看,那是袖子吗?那是袖子吗?”
任她长期这样“闹”下去总不是个办法,特别是在晚上,对没有人手可以替换的我和小阿姨,实在太辛苦了,别的病人都是老婆、丈夫、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什么的一齐上,就是那样他们还感到力不能支。更何况我除了陪夜还要应付一切想到,或是想不到、一环扣一环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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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2:53:09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

只好想出这样的办法骗她:“您闹得病房里的大夫、护士、病人都对您有意见了。我一到医院,大夫护士就抓住我反映您的情况,让我带您出院,所以我都不敢到医院来了,怕人家抓住我,让我带您出院。老房子交了,新房子还没装修好,咱们出了院上哪儿去?只好住到老孙那儿去。”知道妈最怕住到别人家里去,就拿这个威胁她,希望她能迷途知返,知难而改,在医院和先生之间选择其一。
妈一辈子都没痛痛快快地活过,非常看重别人的反应。老对我和唐棣说:“别人让人家说咱们的闲话……”
我和唐棣就会激烈地反对:“偏不!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闲话?有些人吃饱了不干别的,就会拿闲话害人。人活一辈子不易,再为那些别有用心的闲话委曲自己不是太傻了吗?”或是自寻烦恼地说:“某某今天和我走对面也没有理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 这肯定和她自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一切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有关。
因为深知她的忌讳,就编造大夫、护士对她反映不好的假话吓唬她。 又吓唬她说:“您什么时候改好了,我什么时候再到医院来。您要是不改,我就永远不来了。”这样吓唬她实在太无情了。 人一上了年纪本就来日苦短,和至亲至爱的人多守一会儿是一会儿,谁知道以后(还有多少个以后?)乃至明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相守的时机,更何况她的自觉症状越来越不妙,到了这时候她心中一定明白,一天看不见我,可不就少了一天和我的生聚。“我永远不来了”与她是多么大的打击。 她又怎么知道我仅仅是吓唬她呢?
我又偷偷地安排小阿姨:“你要配合我,常常提醒姥姥,‘您要是不闹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晚上回家的时候,又拐到陈敏华大夫家去取我托她给妈买的“保护一号”,这是北大医院为预防放疗的副作用而研制的中成药,据胡容说效果很好。现在这些药还在家里放着,散发着一股凉森森的味道。
第二天我果然没能到医院去。我找装修公司去了,想让他们抓紧时间把新房子装修好,无论如何妈快出院了。朱毅然主任已经谈起出院的时间问题。别人手术后三四天就出院了,我们已经住了二十多天。可是那个装修公司根本不讲信誉,扯皮扯到下午,问题照样解决不了。从装修公司出来已经很晚,就没再赶到医院里去。 这天小阿姨按照我的安排问过妈:“姥姥,您想不想阿姨,您要想阿姨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妈伤感他说:“她生气了,再也不会来了。” 这件事纯属巧合,却伤透了妈的心。 从此她晚上不再闹了,睡得也安静了。还也许,正是我这一番“训话”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凡此种种,自然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回避负荷超过极限就会失控的现实。 也许我不该怨天尤人,要是在西方的医院,他们决不会让病人家属累到这种神经失常的地步。他们也不会允许病人家属抢医护人员的饭碗,替医护人员干那本该是医护人员干的万般事体。那万般事体要是分摊在每日轮换一新的医护人员身上,反倒能让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和力量,将其转化为“南丁格尔”的崇高精神。谁让我们住的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医院,哪怕是五六十年代的医院,也不会发生这种让人追悔无穷的恨事。可是,妈一不闹,就显出衰败的样子了。
十月十五号,星期二。
上午一到医院,就发现妈的脸色一反前些日的红润白皙,突然变得晦暗起来。在额上手术钻孔的部位,还塌进一个黄豆大的小坑。
马上去找大夫,病房里却一个大夫没有。又到罗主任的办公室去找罗主任,他也不在。
可是下午三点我还得赶到新桥饭店,前天作协已安排好我到机场送意大利的那位朋友。她已经和他们团长彻底闹翻,决定提前回国。如果我再中途变卦,可能会使她更加烦恼。
我又无知地认为妈的情况不太要紧,便安排小阿姨在我走后继续寻找大夫,我会不断地和她联系,如果情况紧要我将及时赶回医院。晚上打电话给小阿姨询问妈的情况,她说大夫看过了,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岂不知当时已是大难临头。第二天我到医院后,又找大夫反映妈的情况,大夫说妈脸色晦暗是正常现象,因为手术中的瘀血还没有吸收干净。瘀血是块状不均匀的分布,而妈是整个面部都晦暗了。我说:“不对,她手术后脸上确实有过瘀血,但是五六天就吸收完了,脸色不但恢复了正常,而且又红又白比手术前更好,怎么突然又有瘀血了呢?”大夫还说是正常的。至于额上塌进的小坑,大夫也说是正常现象。护士们也这样安慰我说,有些病人的钻孔部位还鼓出一个大包呢!比起一个大包,一个小坑自然算不了什么,更不必着急了。我不是大夫,连一般的医学常识也一窍不通。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对我妈身上那些哪怕是很细微的异常现象,果然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如今,我只能无穷悔恨地想,当时为什么没有竭尽全力、坚持到底地把我的疑问弄个明白?后来看到一本民俗讲话,其中说到病人脸色突转晦暗,就过不去半个月了。妈正是在脸色转暗后的十三天去世的。我那时要是懂得这一点,妈会有救吗?妈留给我的许多谜,只能等我也去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能解了。确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医生只能治病,治不了命。既然我已发现,并向医生屡屡指出要妈一命的厉害,医生却把它放过了,这不是妈的命又是什么?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号,唐棣带我在纽约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验证那一次的检查无误,我离开美国之前的七月八号,她又带我做了第二次检查。回国后,我将这些检查结果请同仁医院的一位主任过目,她说,这个血液检查的项目太详细了,要是母亲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就好了……她没有往下多说。
我能明白,要是母亲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不仅她在血液动力上的变化,哪怕任何方面的变化可能早就发现了,也许早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我不说完全可以防止后来的恶变,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努力过了。
可是妈手术后,除了第三天晚上因Y大夫负责缝合的右侧刀口不尽人意,引起大量出血,经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再次缝合,并嘱我第二天一早立即带妈到检查科做一次CT检查,以便确认这次出血是否回流脑膜,引起颅内血肿之外,连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检查也没有做。更不要说每隔三天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
我深知在中国平民百姓做这样的检查目前还没有条件,可是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检查呢?哪怕仅仅是再做一次CT检查?
就算医师没有想到,我也应该主动提出啊,而我那时却不懂得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母亲去世后,我反复思考导致她去世的各种可能时才明白,本该做的,也许能挽救她于万一的许多事,我们却没有做。现在我倒是懂得一些了,可是还有什么用呢?我甚至没有追究过Y大夫的责任。 追究为了什么?如果追究能挽回刀口缝合不好给母亲造成的损伤、能让母亲起死回生的话,我当然穷追不舍,可我就是追究到天上,或是地下,母亲因这刀口缝合不好造成的损伤也没法弥补、母亲的生命也无法追回了。就连这个惨痛的教训。该记着的人也不一定记着,因为,它只是我的惨痛而已。 我不知Y大夫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有什么想法? 大约十六号下午,我发现妈感冒了。
在病房里没有找到大夫,就请护士开了一张“感冒灵”的处方。 病房和药房的联系通常在上午进行,便自己拿了处方到前楼门诊部的药房去取,这样可以马上拿到。妈对这次感冒相当重视,服药认真、及时。
十月十七号,星期四。早上妈有些咳嗽,并带有少量白色泡沫的痰液。 小阿姨问她:“要不要吃药?”她就说:“我想吃药。”没等我到医院,就让小阿姨去找大夫开了医治咳嗽的处方。妈怕护士送药不及时,还让小阿姨到护士站察看药房是否已按处方将药送来?果然如妈所料,药就在护士站的柜台上端端地放着,小阿姨及时取了回来。
那时她对生命还抱有很积极的态度。 我到医院以后,又让护士给妈开了一些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处方。
这一天眼科大夫给妈复查了视力。
本来说好由我带她去复查,却不知怎么改动了时间,因为我还没有赶到医院,只好由小阿姨带她去复查。复查很不成功,妈的视力与手术前相比,甚至没有多少改善。我不相信这个检查结果。 谁能像自己儿女那样耐心,在老人们已经无奈到最琐细的行为都需要他人辅助才能完成的情况下?何况小阿姨也不懂得如何配合医生。妈刚入院我带她做这项检查的时候,就是靠病人的眼睛随着医生指挥棍的滑动,口述那指挥棍的位置来判断病人的视力、视野。眼见前面几个病人连这样的检查也不曾接触的样子;或反应迟钝,所答非所问的走了过场。好在不过是视力检查,有些出入问题不大。幸亏
我的态度谦卑,并善解医生的意图,使妈配合得算是默契,好歹把妈的视力查了个八九不离十。
那天妈有点怪,她对自己视力恢复得好坏似乎兴趣全无,而前不久她还在希望自己尽快恢复健康,就在早上,她还想尽快治好她的咳嗽。
不过她催我快去检查室,为她做过特护的护士正在那里,据妈说她可以根据这次视力检查的结果,给妈配副合乎目前视力的眼镜。
如果真是这样,不比去眼镜店配眼镜方便多了?我兴冲冲地跑到前楼找到那位护士。不知为什么,她和她当特护的时候相比态度大变。让我一下回想起妈入院那天,她正巧在高干门诊值班,也是如此的淡漠。她问我:“这个检查和配眼镜有什么关系?我们医院又不是眼镜店,怎么会给病人配眼镜!” 妈是怎么听的?这可能是妈的误会。以为一查视力就和配眼镜有关,便向人家提出这个要求,人家跟她说不清楚,只好这样应对一番。能这样应对妈,而不是一个钉子给她碰回去,我难道不该知足吗?我虽然空手而归,倒也没有多少沮丧,配眼镜的事情不急,出院以后再配也行。 复查既然失败,我倒要自己试试妈的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回到病房,我让妈先戴上她的眼镜,试着看看药盒上的字。她说看不见。
这个手术难道白做了不成?她手术后的当天,就能看清我一次又一次伸给她的手指头,怎么现在反倒后退了?想了想才恍然明白,妈戴的还是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配的那副眼镜。 那时她的视力差得根本测不出度数了,我央告眼镜店的师傅,好歹给算个度数、配一副。那副眼镜的度数自然深得不能再深。即使那样,妈戴上以后还是看不见什么。现在视力恢复后再戴那副与视力不合的眼镜,当然不行。
我让妈戴上我的眼镜试试,妈不肯戴,说她的度数比我深,怎么能戴我的眼镜?我说她的度数并不深,不过是因为瘤子压迫视力神经的缘故。戴上我的眼镜以后,妈能认出“虫草鸡精”那个药盒上的“虫、草、鸡”三个字了。她似乎高兴起来,不过她就是高兴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喜形于色,比如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妈提醒我:“家里还有盒‘痰咳净’明天你给我带来。”这难道不是说,妈那时的意识还很清楚?
十月十八号,星期五。 遵妈的嘱咐,从家里带来她平时咳嗽常吃的“痰咳净”喂她吃下。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她坐在病房里的太师椅上,我站在她面前,用药盒里的小勺喂她吃药之前还说:“您先屏住气,拿嘴唇把药抿进嘴里去,把药在嘴里含混了再咽,小心药面呛了您。别咬小勺,不然药面粘了吐沫就粘在小勺上了。”妈还是咬了一下小勺,把药弄湿了一点,还有点呛咳。记得我的心立时为她小小的呛咳微微地紧了一下。
这盒“痰咳净”我还留着,特别是药盒里的小勺,上面还粘着被妈抿湿后又干结的药面。
十月十九号,星期六。
妈这次感冒没拖多久,也没有服用什么特殊的药,不过就是“痰咳净”、“感冒灵”之类的小药,到十九号就完全好了。似乎妈的体质还不错、怎么十天以后就去了呢?晚上回到家,照例往医院给小阿姨打了电话。凡是她陪妈过夜的时候,晚上总要打个电话,问问我离开医院后的情况。
这天她接电话的时候,要带妈一起到电话室去。妈原说不去,小阿姨还是带她去了。她向我汇报了妈的情况以后,就让妈跟我说两句话。妈接过话筒对我说:“你猜我是谁?” 我笑了,心想,这还用着猜。“你是我妈呗!” 我听见她也笑了。 我问:“妈,您好吗?”她说:“挺好的。” 想不到这就是我和妈这一世最后一次通电话了。
十八号或者是十九号上午,朱毅然主任找我谈话,他说等做手术的人很多,已经有三个病人等用我们那间病房,母亲术后情况良好,可以准备出院了。大约一周前他就有让我们出院的意思,应我的请求又让我们多住了几天。 装修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马上就完工,马上就完工,我真以为过几天就会搬进新家,何不让妈出院就直接进新家去呢?甲大夫也是这个意思,并为我们进行了斡旋。可是左一个马上,右一个马上,一点搬进新家的影子也没有,我不好再赖着不走,便决定二十一号出院。 算下来,妈前前后后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另二十二天,也就是手术后二十八天出的院。
关于出院后每天来医院放疗,还是不出院住在医院里放疗的问题,也和甲大夫进行过研究。本来考虑住院放疗,后来得知,如果放疗就得住到前面的放射楼去,不能再住综合二病房。由于放疗的床位很紧,甲大夫还特地为我们到放射楼预定了一个床位。但那里没有单间病房,这就又面临没有一个可供妈方便使用的厕所,以及我陪住的难题,只好作罢。
甲大夫又向我推荐北京医院,认为他们那里的放疗水平较高,他也有熟人在那边,仍然可以多加照应。 妈一听说出院,就提出能不能住在旅馆。我倒不是怕花钱,找个花钱少,甚至通过关系找个不花钱的招待所也是找得到的,只要妈心里顺畅,花钱也是应该的。只是觉得住旅馆很不现实,不但饮食起居很不方便,特别是妈出院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诸如放疗、吃中药、熬中药等等。我不加考虑地就说不行。 见我那样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她的请求,妈只好忍住自己的惶恐。我很理解她的惶恐。她倒不是怕我的先生,她对他一无所需、一无所求。她只是不愿意住别人的家,可是不住先生那里又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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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2:53:29 | 显示全部楼层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上午到病理切片室去拿妈的病理切片,以便作为日后放疗的参考。病理室的张大夫一面看切片一面问我:“你母亲最近是不是有一次大发作?” 我说:“是的。”他又问:“你母亲平时是不是养尊处优?” 我说:“那倒不是,就是这几年年纪大了,手脚不便,请了个小阿姨,家务事才不让她干了。”张大夫说:“你这是害了她了。你母亲的脑萎缩很严重,应该让她多动。她自己能做的事尽量让她自己做,不要替她做。你越不让她做就越是害了她。”他甚至谈到对他所带的研究生的态度:“我就是要常常踢他们的屁股,只有这样严格要求他们,才能使他们成才,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
他这番好意,和我对如何安排妈安度晚年的某个意见不谋而合。 妈对锻炼身体虽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运用不多。为此我常批评妈,“您那是锻炼吗?跟演个角儿差不多,锻炼完了您那角儿也就跟着卸妆了,联系生活不多。”
那时我太不理解妈的苦心,她不是不联系实际,她是为了我而谨慎地活着,现在我才想起她常说的话:“我可得小心点,我要是摔断了哪儿,不是给你添麻烦吗?”看到她越来越老态龙钟,就越发相信“生命在于运动”那句话。特别在多次给妈检查身体也没有查出什么病以后,便以为只要多多运动,妈就能长寿。
到了现在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求?只要妈好好活着,多陪我几年,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所以逢到小阿姨不能陪她、改由我陪她走步的时候,老是觉得她那个速度起不到锻炼的作用,便拉着她疾走,比小阿姨陪她走步的速度快多了。妈就恨恨地瞪我,可我还是拉着她疾走。她哪儿挣得过我?只好吃力地跟着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一走就走出一身汗。我觉得只有这样对妈才好,对她说,出汗好,出汗是新陈代谢。可是我一不在,她又和小阿姨慢慢腾腾地走步了。
为此我对小阿姨们很有意见,认为她们顺着妈的意思得懒且懒,不好好完成任务,对付我。
我对妈也有意见,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对她没什么好,不也就是敷衍我吗? 张大夫强调的不过是老年人多活动的好处,但是到了我这里就矫枉过正,何况还有脑萎缩的恐惧在威胁着我。 从病理切片室回来后,我就对妈夸大其词地说:“妈,大夫一看您的切片就说您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这对您一点好处也没有,今后您可得好好锻炼身体了。”希望假借大夫的话,再往前推推妈。妈当然不理解我编造这些假话的苦心,对这种说法很不高兴。她一辈子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哪儿来的养尊处优?脑萎缩并不见得就是脑满肥肠、寄生生活的结果。
中午我去附近的理发店理了一个发,买了一个铜的枝形烛台,想要装点一下我和妈的新房子,我多么急切地想要进入我为妈和我筹划已久的日子。还买了两斤妈爱吃的糖炒栗子,回到医院给妈剥了一些。我看出妈吃得很勉强,仅仅是因为她不吃几个就辜负了我的那片心。可是我并没有深想,妈为什么对平时很喜欢吃的栗子失去了兴趣? 下午出院以前,甲大夫、手术室的郭大夫、谢阿姨都来和她告别,妈只是对甲大夫说了一句:“甲大夫,欢迎你有空到我家来玩,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不会表示热情。” 我不明白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为什么神情惨淡,嘴角上牵出一丝苦苦的笑。眼睛也不看着甲大夫,而是看着别处。我回想起她从十五号脸色变得晦暗以后,和人谈话时就越来越不看着对方脸,而是低头看着地面,或是看着别处。和甲大夫说完这句话,她不但不再和特地前来与她告别的人们应酬,反而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病房,扶着走廊里的把杆在走廊里站着。
还悄悄地对小阿姨说:“真烦,他们怎么还不走。” 这很不像妈了。过去不论谁给她一点帮助、好处,她总是感恩戴德、想方设法地报答人家还来不及,哪儿会这样对待为她进行过精心治疗的大夫,以及照看、陪伴过她的谢阿姨。肯定她那时已觉难以支撑,哪儿有心气顾及唯有欢蹦乱跳活下去的人,才会顾及的凡尘琐事?也或许她已心存疑惑和怨尤,人们不但没有把她的病治好,反倒可能把她送上了绝路……
甲大夫和谢阿姨送我们上电梯的时候,我悄悄叮嘱她:“跟甲大夫、谢阿姨说个谢谢,说声再见。”她的眼睛带着绝望到底的神情,直直地望着前面的虚空,既没理会我的话,更没按着我的话去做。谢阿姨拉着妈的手说:“你不会忘记我吧?你还喜欢我吗?你不是最喜欢我唱歌给你听了吗?”不论谢阿姨说什么,妈都好像不认识她似的不予理睬。我还在心里检讨,什么事情做的不对,让妈不高兴了。又心想,您担心一睡着就“谵妄”,便索性不睡的时候老拉着谢阿姨的手不让人家走,让人家半宿半宿地陪您熬夜、唱歌给您听,现在,您这是怎么了?谢阿姨热情地把妈一直送进了电梯,似乎还有说不完的话,差点没跟着电梯一起下了楼。
这种心烦气躁的情况,在瑞芳第三次来看望她的时候已见端倪,当时她睡在床上,我和瑞芳坐在沙发上小声谈话。她光是在床上动来动去,可能就是心烦又不好说,后来还是忍不住地说:“你们小声点好吗?”我以为她不过是想睡觉而已,便把声音放得更小,可是过了一会她干脆不客气的提出:“你们别说了吧!” 这在妈都是非常反常的现象。
下了楼,先生的司机一眼就看出妈的气色不好。说:“姥姥的脸怎么黑了?”他多日不见妈,这个感觉自然就更加突出。
我仍然不醒悟地答道:“大夫说瘀血还没有吸收完呢。” 妈却先和他打了招呼,不过叫错了他的姓,这也不够正常。妈记性极好,从美国回来后,看到电视中一个说书的名角,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妈却脱口而出:“田连成。”
回到先生家,我领着她四处参观了一下。她还显出星点兴致,扶着阳台的墙,往外看了看说:“还有个小花园呢。”我安排她住在客厅里。那房子朝南,在暖气没来之前比较暖和。又让她睡在长沙发上,因为沙发比较矮,这样便于她的起坐。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两天开始,妈连在椅子上站起、坐下也有些困难。在医院里每每坐到桌前吃饭的时候,她的身子要紧贴着桌子,两手用力把着桌沿才敢往太师椅上落座。以前不过是躺着的时候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坐起。考虑到是让妈睡在沙发上,特别又是先生家里的沙发,她可能会有所顾虑。如担心自己像在医院那样该上厕所的时候醒不过来,弄脏沙发,便索性不睡;或不停地上厕所睡不安稳。又赶到和平里商场,给她买了一个“尿不湿”,免得她担心弄脏沙发不能安心养息。
妈问小阿姨,“买‘尿不湿’干嘛?” “您就是不能起夜也不用担心了。” 妈还是说:“要是尿在上面多不好。”
所以虽然有了“尿不湿”,妈还是照样起夜多次,她从来是一点享受都不会贪的人。只在她行将远行,不能自制的情况下用了一次,也是她此生唯一的一次、最后的一次。
晚饭以前,先生开了电视,我领着妈坐到电视机前,想等新闻联播结束后,让她看看她最关心的天气预报。可是她只坐了几分钟,没等新闻联播结束就回客厅去了。不知是身体不适,还是不愿和先生无言相对。 在这一切安排好之后,又去赴吉林日报的聚会。然后,又到老家去取妈心爱的猫。 妈住院期间,我搬了半个家。因为新房子是用我的两套两居室房子换的,机关又把这两套两居室的房子分给了两家。其中一家非逼着我腾房子不可。那时我又要在医院照顾妈,根本没有精力去操心装修公司装修新房子的工作,他们干了几个月之久,我还是搬不进新家。
只好把一部分东西,诸如家具炉灶、小阿姨、我和猫挤进另一套房子。床也拆了,家具摞家具,连下脚的地方都难找,好在我和小阿姨那时是以医院为家,就是其中一个回到家里,也是就地一躺。这就是妈出院后根本无法住进不论老家或是新家的原因;一部分东西(主要是书籍和衣物),塞进新家最小的一间屋子。因此堆放得非常满,几十个纸箱一直堆到屋顶,这也是妈过世时,根本无法取出她喜爱的衣服的原因。 妈出院的这一天,我、小阿姨和猫,自然也要随妈过到先生这边来。原打算第二天再去取猫,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可是我们都住到先生这边以后,晚上谁喂它呢?它饿肚子怎么办?更主要的是妈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它,非常想念。
自从唐棣远离我们、我又经常在外奔波,我们都不能经常伴随在母亲的左右,猫就成了妈的另一个孩子,陪伴她度过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日子。
有一次邻居问妈:“你外孙女和闺女都不在家,我还老听见你在说话,你们家还有一口人呐?” 妈说:“没有,我是和猫说话。”不过就是说我们家还有一口人也不为过。 它难到不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吗?不但可以替我们安慰妈于一二,妈也可以在照顾它的生活中,消磨一些人到老年就不知如何排遣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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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2:54:13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二

不要小看它,它的力气其实很大。单是把它装进纸盒,再把纸盒用绳子捆上就费了我不少力气。 一路上它更是鬼哭狼嚎。我一手扶着自行车的车把,一手背过去不断拍打着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纸盒,口中还不断喊着“咪咪、咪咪”地安抚它。它在纸盒里乱蹬乱喘,弄得自行车摇摇晃晃很不好骑,又赶上修路,不时还得绕行或下得车来推行。到了先生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在十月下旬的天气,我竟能汗流如雨。 把它一放进客厅,我注意到妈没让人扶,一下就坐起来了。 我马上想,妈真是躺下就不会坐起来吗?我也看见妈欣喜的笑了。妈,我为的不就是您这短短的一笑吗? 可是我突然发现,我的背包忘在门户不严、等于是废屋的老家里了。那里面有我全部的钱财细软,只好返回去取。等再回到先生家里,已是午夜十二点多。我一头扎在床上,一下就睡着了。
不过睡了几十分钟,又突然醒了。然后就睡不安稳了。虽然有小阿姨陪妈睡在客厅里,我还是不断起身到客厅里看望她,见她安详地睡着,便有了很实在的安慰。当然,大功告成的兴奋也使我无法入睡,我长久地注视着她,就像欣赏自己的一个的杰作。我怎能知道,那其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而妈就要离我而去?
十月二十二号,星期二。
很早起身,说是给大家做早饭,其实真是为妈。 煎蛋和“培根”。国产的“培根”质量不太好,只能拣最好的几块给妈,余下的是先生和我、小阿姨平分秋色。妈的手又不大好使了。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从她筷子里掉下来,妈像犯了过错,轻轻地“哎呀”了一声。 我说:“没事。”她懊恼的也许是那块煎的不错的“培根”,更懊恼的也许是我为她的劳作让她白白地掉在了地下。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我现在仍然能清楚地记起,我想它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在我心里留下了痕迹。对,我懊丧那么好的一块“培根”妈没有吃到嘴里去。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那么容易得到?要以为那仅仅是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错了。
还有,妈那像是犯了过错的神态让我为之心痛。妈,您就是把什么都毁了,谁也不能说个什么。这个家能有今天,难道不是您的功劳?后来妈要上厕所,我有意要她锻炼自己从马桶上站起,没有去扶她,也不让小阿姨去扶。
她先是抓马桶旁的放物架,企图靠着臂力把自己拉起来。我把放物架拿开了,迫使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可她就是不肯自己站起来。我那时真是钻了牛犄角,认为站得起来、站不起,对她脑萎缩的病情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从这样小的事情上就倒退下去,以后的倒退就更快了。
为了让她自己站起来,实在用尽了心机。 我先是假装要把她抱起来,然后又装作力不胜任、歪歪扭扭像要摔倒的样子,嘴里还发出一惊一乍的惊叫,心想,妈那么爱我、疼我,见我摔倒还不着急?这一急说不定就站起来了。 可是不行。我又推高发动的档次,打出唐棣这张王牌:“唐棣年底就回来了,她不是说要带您去吃遍北京的好馆子吗,您自己要是站不起来,她怎么带您出去呢?” 还是没用。深知她盼望着一九九二年我带到她美国去和唐棣团聚,又说:您也知道,飞机上的厕所很小,根本进不去两个人。您又爱上厕所,要是您自己站不起来,我又进不去怎么办呢? 这样说也没用。
又知道妈极爱脸面,在先生面前更是十分拘谨。便故意打开厕所的门,明知先生不过在卧室呆着,却做出他就在厕所外面的样子,说:“你看,妈就是不肯站起来。”妈着急地说:“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就是这样,她还是站不起来。
后来我发现,她起立时脚后跟不着地,全身重量只靠脚尖支撑,腿上肌肉根本不做伸屈之举。既然不做伸屈之举,自然就不能出劲,不能出劲怎么能自己站起?我立刻蹲在地上,把她的脚后跟按在地上,又用自己的两只脚顶住她的两个脚尖,免得她的脚尖向前滑动。以为这就可以让她脚掌着地。但她还是全身前倾,把全身重量放在脚尖上。而且我一松手,她的脚后跟又抬起来了,这样反覆多次,靠她自己始终站不起来。
现在回想,这可能又是我的错。 她术后第一次坐马桶的时候,突然气急败坏地喊道:“快,快,我不行了。”我吓得以为出了什么事,奔进厕所一看,原来她上身前倾。两脚悬空,自然有一种要摔向前去的不安全感,难怪她要恐怖地呼叫。那时我要是善于引导,将她整个身体前移,使她两脚着地,并告诉她坐的时候重心应该稍稍往后,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以后的问题可能都不会有了。
我却不体谅她大病初了,在正常生活前必需有个恢复过程,反而觉得她的小题大作让人受惊,根本不研究她为什么害怕,就气哼哼、矫枉过正地把她的身体往后一挪。她倒是稳稳地坐在马桶上了,可是两只脚离地面更远了,如果不懂得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使两个脚掌着地,再想从马桶上站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对于一个本来就脑萎缩、又经过脑手术的老人来说,手术后的一切活动等于从头学起,第一次接受的是什么、就永远认定那个办法了。以后,没有我的帮助,她自己再也不能从马桶上站起来了。
人生实在脆弱,不知何时何地何等的小事,就会酿成无可估量的大错。 也许她的敏感、她对这个手术的一知半解也害了她。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受了伤害的暗示。她认为既然是脑手术,自然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大脑的功能既然受到伤害,手脚自然应该不灵。
这时她又叫小阿姨扶她起来,我因为急着到装修公司去,就嘱咐小阿姨别扶妈,还是让妈自己站起来。在装修公司忙了一天,回家时一进胡同,恰好看见妈和小阿姨从农贸市场回来。小阿姨没有搀扶她,而是离她几步远地跟在身后。她连手杖也没拿,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这时她看见了我,就在大门口停下,等我走近。我搀扶着她走上台阶,她的脚在台阶上磕绊了一下,我想,好险,幸好我扶着她,就回头对小阿姨说:“走路的时候你可以不扶她,但要紧跟在她的身边,万一她走不稳,你得保证一伸手就能抓住她。上台阶的时候可得用劲搀扶着她,不然会出事的。”
妈还买了半斤五香花生米,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街、最后一次买东西了。不过半斤五香花生米。
晚上我问小阿姨,妈是不是自己站起来的。我是多么想要听到这样的消息,那会比什么都让我高兴。 小阿姨说不是。还是她扶妈起来的。我感到无奈而又失望。 她说,妈还对她说:“你干嘛不帮助我?我请你来就是要你帮助我的,你怎么不听我的净听你阿姨的呢?你别听你阿姨的。”妈不但过于敏感,且取向颇为极端。 她之所以这样讲,一定是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份寄人篱下的苦情。诸如,因为她是靠我生活,自然在这个家里说话不算数;自然指挥不动小阿姨:保姆自然势力、谁给她工资她就听谁的……等等。
妈是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苦心了。她不理解我的苦心倒没什么,让我不忍的是她会从自己制造的这份苦情里,受到莫须有的折磨。
晚上,大家都睡下以后,我还是不断到客厅里去看她。她似睡非睡地躺着,猫咪亲呢地偎依在她的怀里。它把头枕在妈的肩头,鼻子拧在妈的左颊下面。我在沙发前蹲下,也把头靠在妈的脸颊上,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妈没有说话,一直半合着眼睛。
那就是我们少有的天伦之乐。我当时想,妈的病好了,我们还能这样幸福地生活几年。 为了不影响她的休息,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十月二十三,星期三。
一早我就起床了,把头天晚上泡过的黄豆放在“菲利普”食物打磨机里粉碎,给妈磨豆浆喝。此物早已买来多时,这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我又让小阿姨去买油饼。妈吃的不多。她的食欲反倒没有在医院时好了。 服侍妈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臀部有一圈出血性紫癍,根据部位推测,显然是昨天我让她练习自己从马桶上起立未成,在马桶上久坐而致。 当时我倒是想了一想,即便坐的时间长了一点,怎么就能坐出如此严重的一圈瘀血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可能有问题的取向,心里想的总是妈手术后百病全无。要是我能往坏处想一想,肯定早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也因为我们家的人,身上常常出莫明的出血性紫癍,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妈也如此。我也就大意了。
但这一次发展到后来,轻轻一碰就是一片。所以星期三的发现,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从这一圈紫癍的发现到妈过世,不过就是五天时间。如果说妈去世前有什么征兆,这就是最明显的征兆了。 回忆妈这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我甚至比医护人员还能及时发现妈各种不正常的体症,只是我既没有医学常识,不了解这些不正常体症的严重后果,又没有及时的求救于医生,就是求救于医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采取应有的措施,我更没有坚持将这些不正常体症的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妈是白白地生养我了,她苦打苦熬地把我拉扯大,哪想到她的命恰恰是误在我的手里。我蹲在马桶一旁,等着帮妈从马桶上站起。这时,妈伸出手来,一下、一下,缓缓地抚摸着我的头顶,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立刻感到那声音里颤绕着非常陌生的一种情韵。丢失了我几十年里听惯的、她也讲了一辈子的那个声韵。心里涌起一阵模糊的忧伤。 现在才悟到,那声音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无奈和苍凉,以及欲言还休的惜别和伤感。那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现在我的耳朵里已能清楚地回响起深藏在那句话后面的万千心绪,和没有说出的一半:“……可是我不行了。”她也许曾经想要把后面的一半说完,可她还是不说了,咽回去了。 她的手虽然一下、一下抚摸着我的头顶,却又轻得似乎没有挨着我的头发。虽然没有挨着我的头发,我却能感到自她心里尽流着的、而又流不尽的爱,绵软而又厚重地覆盖着我。
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是重又回到她襁褓中的婴儿,安适地躺在她的怀里。 虽然她老了,再也抱不动我,甚至搂不住这么大的一个我了。可是,只要,不论我遇到什么危难,她仍然会用她肌肉已经干瘪的双臂,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虽然她的左肩已经歪斜得让她难以稳定的站立,她还会用她老迈的身躯为我抵挡一切,那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肯为我这样做的。 我一生爱恋不少,也曾被男人相拥于怀,可我从不曾有过如母亲爱抚时的感动……也不曾有如母亲的爱抚,即使一个日子连着一个日子也不会觉得多余…… 从她手掌里流出的爱,我知道她已原谅了我。不论我怎样让她伤心;怎样让她跟着我受穷多年;怎样让她跟着我吃尽各种挂落……她都原谅了。 可是上帝不肯原谅我,为了惩罚我,他还是把妈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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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2:54:33 | 显示全部楼层
就在那一天,我对先生说,我要给妈找一个心理医生,来解决她的思想障碍问题。我觉得她手术后躺着坐不起,坐着站不起是思想障碍的问题。
但那时最要紧的是忙着找关系,以便请到最好的医生为她做放疗,心理医生的事还没来得及落实,她就走了。如果这个问题早解决一些,妈的体力一定不会消耗那么大,这又是我的过错。
下午,妈和小阿姨一起包了饺子。小阿姨告诉我,妈还擀了几个饺子皮。后来妈就说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妈包的那几个饺子,或哪一个饺子,反正这是妈这辈子给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晚上妈对我说:“沙发太窄,猫也要跳上来睡,把我挤得不得了。特别是昨天,你们两个人还都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的。”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猫偎依在她身旁的时候,她其实没有睡着。她之所以闭着眼睛,不过是在专心致志地享受我们对她的依恋。她又说:“前天晚上把它刚接回来的时候,它对这个新环境还有些认生,对我也有点生疏,昨天就好了。拼命的往我怀里钻,简直像要钻进我的肉里。”妈微微地笑着。这真是妈值得炫耀的感受,连一只牲畜都能分出好歹,那是怎样的好歹?所以它来只钻妈的被窝、只让妈抱。 当时我就让妈睡到折叠床上,让小阿姨睡到沙发上去。
妈坐下就站不起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很发愁,不知怎么才好。 临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万不得已地吓唬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您,但是现在不告诉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了。医生说,您自己再不好好锻炼。再不好好恢复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继续萎缩下去。脑子一没,人就活不成了。照这样下去,再有三个月就要死了。但医生说,只要您好好锻炼,好好恢复您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再长大,那就不会死了。”想出最后这一招,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妈是不会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世上的,为了这个,她也得拼上一拼。
妈平静地躺在折叠床上,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什么也没有说。 这当然又是我的大错。
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招,不但没有把她激发起来,肯定还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她精神越紧张,各方面的功能就恢复的越不好。对妈有时可以用激将法,有时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坏事。 我猜想,她后来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肯定和我这样吓唬她有关。我把她吓着了。
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下午带妈上北京医院联系放疗的事。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绍信去找关系,可是甲大夫介绍的那个关系不在,只好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号。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做忘记了我们的号数,问她:“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妈说:“三十七号。”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尤其是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妈做得很好。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
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上午又和妈多次练习坐下、起来那件事。妈没有任何进步。 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
回家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我估计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暖气还没来,我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自己可能就冻感冒了。
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 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天,她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 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兽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她、激励她:“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 妈生气他说:“我偏要练,偏要练。”她的回答和她的气愤又给了我一点希望,至少说明妈还有一个想活下去的愿望。下午,豆花饭庄的老板刘则智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到她那里去一趟,她有要事相商。又说到台湾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结识我。我那时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与我和妈的困境又有何干,但想到台湾的朋友也许会为我的作品开拓另一份读者,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业化的应酬。刘则智的业务由于某些环节不畅,突然进入低谷,感慨多多,所以很晚才回到家。到家就进客厅去看妈,可是妈已经睡着了。
妈出院后,我以为就剩下渐渐康复的问题。所以没有更多的陪伴她,一直跑进跑出地为装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里,虽然在先生家里住下后,对于住哪儿妈再没有说过什么,可我知道妈一定特别想住进自己的家。
从妈这个阶段和小阿姨的谈话中看出,妈的心情波动很大。 她问过小阿姨:“他们说我能活到一百岁,你说能吗?” 小阿姨说:“当然能,你身体那么好。” 妈能承受那样大的手术,谁能说她身体不好呢? 她为什么问这个?是她希望如此,还是她感觉到不对,想从别人那里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明。
她甚至提起我准备请美容师给她剪眼皮的事:“我女儿对我真好,我这么老了她还要给我剪一剪眼皮。”她还对小阿姨说:“唐棣结婚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她的婚礼,我已经没病 了。我也是该抱重孙子的人了,唐棣的同学都做妈妈了,她还没有结婚呢?” 又说:“我们要是去参加唐棣的婚礼你也别走,就给我们看着猫。” “你阿姨说,等我们搬进新房子,要请给我手术的大夫聚一聚,还要我和大夫们一起拍照留念呢。” “等我好了,我带你去北海公园玩。” “等我好了,你阿姨说咱们五个人(包括先生和他的司机),到饭店里好好庆祝一下。” 我想她说的“等我好了”可能是指她做完放疗吧。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妈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呀。 可也正是这个时期,妈越来越不想锻炼了。 记得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她自己还说:“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走的很快呀,人们给她鼓掌,她还说谢谢呢。 她几次对小阿姨说:“活着真没意思,这么老了还得从头学起。” 又说:“我这么老了,就这么过就行了,还锻炼干什么。” 或是:“等你们到了我这么大年纪,就知道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不过是想尽办法让妈健康长寿。 我也奇怪,这些话她为什么不对我说?也许是我老不在家,她没机会说、或是她以为我那样逼她锻炼是不同情她? 妈,您误解了我。您误解我倒没什么,但这样误解可就伤透了您的心,那不也就伤了我的心吗。 还有一天她突然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欲言又止地说:“这手术……嘁!” 我想她当然是对我说,但我没有做出应有的呼应。我那时仍然认为她的感觉代替不了科 学。正像我后来常听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一切等科学做出回答就晚了。
她去世后我回想起她说这句话时意味深长。有一种悔不该当初、说什么都晚了、只好罢手的苦绝之情。她肯定已 然察觉,正是手术后,她的情况更见不妙。妈是一个大英雄气概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对手术的态度,不会这样出而反尔。这句话,她又是只说了半句。因为她早就知道,她就是把 这句话说完,可能还是这个下场:我不会相信她,而是相信所谓的科学、相信大夫说的: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会调侃她、抢白她:一切都是她的多疑。 而且,她能说得过、争得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手术完美无憾”的现实吗? 她说不过,也争不过。 既然她说不过,争不过,再说感觉不好就是她的荒谬。
有人相信吗? 也许她自己也没法相信吧? 十月二十六号,星期六。早上照料妈起床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对我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我看着她安详、宁静、看不出一丝病痛,略显迟疑、迷惆因而也就毫不理直气壮的脸,想不出她说的特别不舒服是什么意思。而那时我还满怀逃出劫难的喜悦,仍然固执地认为, 手术以后什么病都没了,一切顺利、万事大吉。所以迟疑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怎样去做。 这时小阿姨在一旁说道:“她就是这样,等会一再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听小阿姨如是说,便想起手术后没几天,妈也对我说过:“发烧了。”给她量了一下体温,三十六度都不到。当时以为,她说的“发烧”就像她的“谵妄”一样,是手术后一种虽 然不正常,可又是必然的反应,其实正像医生预料的那样,妈果然没能经受住手术的打击,早从那时起就开始应验了这个预料。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还有一两次妈也对她说:“我觉得我病了。” 过一会儿小阿姨再问她情况怎样,她又说她没病了。这一反复出现的情况,她要是及早告诉我,或我时刻守在妈的身旁,可能就会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会及时反映给大夫,如果那样,还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 所以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研究着她的神情。猜测着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以为这又是她的错觉。更对不起妈的是,我以为她也许在为不愿自理、不愿锻炼 做铺垫,并根据这种想当然的猜测,酝酿着自以为对恢复妈的健康有好处的对策。却连问都没问一句“您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对她说一句抚慰的话。 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胡容一会来看您。”
她也就缄口不言了。 难道我不了解妈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非常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么?就对自己的女儿也 不愿多说。如果她不是“特别”不舒服,她是不会对我这样说的。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十月十三号我让她别“闹”了的那番报怨,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尤其在她这样说了之后,我竟没有丝毫的反应,她还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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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2:54:57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提醒我,十月十七号(也就是十月十三号我那番报怨之后)妈咳嗽的时候还希望尽快得到治疗,但我还是觉得她见我对她的“特别不舒服”没有丝毫反应之后,不但隐忍了病痛的折磨,还隐忍着更多的什么。 她是否不忍再用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给我添乱?也许还有唯恐期待落空后的恐惧和悲凉?彼时彼刻,她多么期待我的理解、我的呵护:她是真的“特别不舒服”,而不是“闹”;也许还有在等待我判断的这一瞬间,唯恐怕得不到理解的忐忑; 是不是还藏着一丝祈求;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告诉我,吃早饭的时候她又问过妈: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妈果然说她没有哪儿不舒服。
那我也不能原谅我为什么就相信了小阿姨的话,不亲自问一句:妈,您到底哪儿不舒服? 为什么我总是相信不相干的人比相信自己的妈多?
一九八九年星云大师来京,与文坛一些朋友会面,并送在座的朋友“西铁城”手表一只,因为来的珍贵,我特地留给妈戴。妈说它老是停摆,我不信,星云大师送的表怎么可能停摆?在她多次催促下,我只好送去修理。一次不行,又修了一次,每次修回来我都特别强调地对她说:“人家可是用电脑验修的。”言下之意她不能再说不好,再说不好简直就是和科学作对,无是生非。在我这样强调之后,妈果然不再提停摆的事了。妈去世后,我开始穿她穿过的一些衣服,当然也戴起了她戴过的这只表,这才发现,妈没有错,它果然常常停摆。我冤枉了妈。
有时我还冷不丁地想:吃早饭的时候小阿姨果真问过妈“你哪儿不舒服”吗?妈真说的是她没有什么不舒服吗? 小阿姨是不是怕我追究,便拿这些假话哄我?又是不是怕我自谴自责地折磨自己,干脆断了我的念想? 如果不是这样,小阿姨又何必多此一举,这一举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就算小阿姨见我那时劳累过度,也不敢因此隐瞒妈的病情,她是聪明人,什么事大、什么事小,心里应该有数; 这真是“死无对证”了。
可是,现在就算我能得到证明又有什么用? 而且,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证?想来想去,不还是我自己的错!
当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小阿姨在一旁说“她说是这样,等一会儿再问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穷追不舍,弄个一清二楚?我为什么就固执认为,妈这样说来说去是她的错觉、是手术后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她不想自理、不想锻炼的伏笔。而不去设想,即使手术成功,难道不会再添新的病;可是妈,您自己为什么也不坚持和我探个究竟?这种忽而不适,忽而没事的微妙变化只有您才体会至深。
妈去世后小阿姨还对我说,就是出院后这几天妈还对她说过:“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做手术。” 这样,什么样呢?
妈后悔了,肯定后悔了。她原以为这场大难很容易对付吧?这是不是和我在她手术前,始终对手术危险性的轻描淡写有关? 我再没有机会问妈了。
我也没法责怪小阿姨,这些事为什么在妈去世后才对我说?可是人都不在了,再说什么也白搭。
回忆她来我家不久妈就每况愈下,妈去世两个多月后她又离开的事实,好像她就是为了给妈送葬才来到我家。
我又何必怪罪他人,难道不是我自己对妈有成见,把蚂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她的固执和心理障碍?
妈是带着许多不白之冤走的,我就是想给妈平反、想对她说我错了,她也听不见了。 她用死亡为自己做了证明。
我只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妈是含冤而死的,而且是我害了她!
我常常眦着双眼固执地盯视着空中,十月二十六号早晨她那安详、平和、没有一丝病痛的脸就出现在眼前。对着那张永远不会消逝的脸,我一遍又一遍、无穷又无尽地猜测着那张脸后面所隐忍的,和安详、平和以及没有一丝病痛完全南辕北辙的,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切。“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那是她对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我却没有回应,没有伸出援助的手。面对她的呼救,我的一言不发对她是多么残酷!我说的是对她。我的罪过多少,可以留待余生不断地反省,而母亲的身心在这场劫难里所遭受的一切摧残,无时不在撕咬着我的心。最痛苦难当的是我无法替她感同身受。 我只好不断地猜想,她在这段日子里想过、感受过什么?即使我不能替她经受这场劫难,要是我能大致猜想出她在这段日子里的每一份感受,哪怕在这种猜想出来的感受里经受一遍,也算为她分担了一些。
她走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知道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事情。更还有,她那悲惨的一生。
可我怎能一丝不差、原样原味地想出妈的苦情?明知这努力的无望,却还是禁不住地去想。 人生所有的熬煎,不正是来自这人生的不可能性?
九点多钟,胡容来了。 那天的风很大,胡容本不想出门,可不知为什么觉得非要来看妈不可,看来也是天意。妈一见她就说:“我就想你要来了,我正盼你来呢。”好像有满肚子话等着对她说。妈去世后胡容对我说,那天她一看见妈,就觉得妈不好了。妈眼睛里的神全散了,还有一种不胜重负的感觉。可她没敢把这不祥之感告诉我。我一见到胡容就对她说到妈的“心理障碍”,希望能借助她的力量也来开导开导妈。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妈低着头,一言不发。胡容对妈说,她手术后由于心理障碍,很长时间胳膊抬不起来。 这时王蒙来访,我就把妈交给了胡容。
我一走出客厅,妈就对胡容说:“我不是心理障碍,就是难,做不到。”可是刚才当着我的面她既不承认,也不辩解。她一定觉得和我说什么也是白搭。寒心之后,只好对胡容一诉哀肠。胡容试着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只用一个手指扶着她,她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她不过就是需要有个心理上的依托。胡容说:“您看,我一个手指扶您,有什么力量?这就是您的思想上问题。” 妈说:“那就再练练吧。”胡容见她每次落座时膝盖也不打弯,与椅子距离还很高就“咚”地一声跌坐下去,便说:“您看,您‘咚’地一下就坐了下去,而且坐了几次都没出问题,说明您身子骨还很好。可是您不能离椅子这么高的时候就往下跌坐,这样跌坐下去很危险的。” 妈就说她的腿硬了,打不了弯了。然后又对胡容说:“小月势力眼,她对我和张洁的态度不一样。我叫她扶我起来,她就是不扶。”胡容说:“您别想那么多,别怪她。是张洁不让她扶您,为的是让您多多锻炼锻炼。” 妈说:“我只是跟你讲讲。”胡容又帮助她起来坐下、起来坐下地锻炼了一会儿。 这时妈突然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张洁也累了。她太累了。她要是三四十岁还好说,她也是到了关键的年龄了。像你,不是也得了那么重的病吗?以后有什么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多商量商量。唐棣用不着操心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张洁。”
好像她那时就知道我要大病一场(她去世后不久,我就查出丙型肝炎),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为了我能安心治病,免得我再为她去四处奔波、求医、找药、为她受累,她毅然绝然地决定走了。 胡容一听她这样说就慌了。忙问她:“您哪儿累?”妈又说不出。 胡容又问:“您的腿累吗?” 妈说不累。 胡容又问:“您这样起来、坐下累,是不是?”妈也说不是。可她还是说,她累了。 胡容着急地劝导她:“您怎么能这样说,您得好好活下去。您手术做得这么好,还得活好长时间呢。”妈说:“是啊,谁不愿好好活着、活得长,可是我不行了,力不从心了。我这样张洁多着急,她也累了,我帮不了她的忙,还给她添乱。”胡容说:“这是她当女儿应尽的责任。咱们不是还要一起到美国去吗,我去看女儿,您去看唐棣。” 妈说:“不啦,不行啦。去过了,也看过了。我的腿硬了。”
不论胡容说什么,似乎都拉不住、留不住妈了,妈突然就像修练到了四大皆空的境地。 可是过了一会妈又要求胡容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
胡容让她休息一会再练。 她说:“我要练,不然张洁又着急了。张洁对我很好,可是她的脾气让人受不了。”
妈在美国的时候也对唐棣说过:“你妈是很孝顺,可是她的脾气太犟、太急,我受不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她的心情太坏了。”
确实像妈自己说的那样,她嘴上虽然不会说什么,可是心里什么都清楚。 曾几何时,我难道不是一个老是笑嗬嗬的傻姑娘?
不论与多么刁钻、阴暗、狷介的人相处,都能相安无事。倒不是我有多么宽宏大度,而是天生成的没心没肺、浑然一片、轻信于人。不论谁坑害了我、甚至卖了我,不要说以牙还牙,就是觉悟也难。偶尔品出些滋味,也是转眼就忘,从不知道记恨。
曾经有个长我许多、清华五二届的追求者,对我的评价即是“浑然一片”。在我林林总总的候选人中,那是母亲看中的两个中的一个,另一位是中学时代一个姓付的同学。
这两个人都是品行极好、忠厚老诚的知识分子,后来全都当了高级工程师。其中一个下落不明。提起他,妈老是痛惜他说:“恐怕早死了,他得的一定是肝癌。”另一个在五七年的整风反右中遭了大难,从此心灰意懒,最后丢弃了他的学业,跟着儿子到日本去了,自食其力地在一家公司看大门。说,“即便如此,老死他乡,我也不会回去了。” 我在婚嫁方面,从没有听过妈的话,这当然是她这辈子最伤心劳神的事。
可我就是听了妈的话选择其中的一个,我就能幸福吗? 婚姻可能是人生最难、或许根本就是无法破释的谜。
记得有个中学时代的女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是笑,你真是那么无忧无虑吗?”
是的,那时候我只会笑。甚至十几年前我也笑得不少,即使在所谓生活作风不好而饱受世人耻笑的时候;即使在穷困潦倒,贫血得晕倒在地、衣衫补了又补的时候……
就是这几年我的脾气才坏起来。 也许是因为我不得不抛却幻想,面对人生的种种缺憾,可又无法回避这缺憾的伤害……
觉得自己对人人都有一份应尽的责任,既要尽孝道、又要尽妇道,以及朋友之道。还要挣钱养家,又件件都想做好。结果不但没有本事将这包揽天下的角色演好,反而累得七窍生烟、六欲全无……但是又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把这神圣的角色死心塌地、任劳任怨地扮演下去,便只好自哀自怜、心生怨气…… 我被做人的重担压迫得失去了耐性。
我自做自受地选择了这种生活,并且没有本事解脱不说,还把这种生活强加给妈,让她成为这种生活的受害者。
在生人面前还能做个谦谦君子,忍而不发。在妈面前却忍不下去、也不忍了。 知道不论跟谁都得进入角色,只有跟自己妈才不必着意“关系”,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干脆说,母亲就是每个人的出气筒。 只要妈多说我几句,或是不听我的安排,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来说去,就来火了。即使为了她好,也做得穷凶恶极。 其实八十高龄的妈并没有给我多大负担,很少需要我的照顾,尤其我在先生那边克尽妇道的时候,她不但自己做饭,还要张罗我们的日子……更不要说她前前后后带大了我、又带大了唐棣,我们两代人都是她千辛万苦、东刨一口食,西捡一块布养大的。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让我尽了一点所谓的孝道,最后还不落忍地匆匆结束了这种依赖我的、前后不过两个多月的日子。 妈从来没有累过我,倒是我把她累了一辈子,是我把妈累死了。
就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初我出访三周,知道妈舍不得花钱吃水果,特地把买水果的钱留给小阿姨,让她必须定时去给妈买水果。回家一看,妈还是把这笔买水果的钱收回了。
见我急了眼,她分辩说她天天都按我的要求吃水果了。 我打开冰箱一看,那是水果吗?都是些烂橘子!
五月,在中国这种不注重保鲜技术的地方,是吃橘子的季节吗?那些橘子干得成橘子渣,而且越吃越上火,妈的便结就会更严重。我大发脾气,把那一兜橘子“哐”地一声扔到了墙角,还把妈的手杖摔断了。
我说:“妈,我真是累死了。您要是疼我,就让我少操些心,我让您吃什么您就吃什么,我就会少磨几次嘴皮子、少受许多累是不是?您看,为了这样的事,我们三天两头就得吵一次。”一见我发了火,妈就摩挲着我的头和我的脸说:“好孩子,别生气了,妈改,妈一定改。” 可是过不了几天,她又不听招呼了。我又得大发一次脾气不可。
我知道妈是为了给我省钱,哪怕省一分也好。她总觉得为我省一分钱是一分钱,她省一分,我可不就少挣一分、少累一分吗?我急扯白脸地说:“妈,您再省,我也发不了财。您就是不吃、不喝。一个钱不花,钱也剩不下。”她完全不懂我的劝导,更不肯和我合作。她就是不明白,我的钱怎么也得花光,如其在别处花光,不如让她花光。可她就是不开窍。再不我就给她磕头、下跪,求她吃,求她喝。那种磕头、那种下跪,是好受的吗?
我不但不感恩于妈,甚至把妈这份苦心、爱心,当做是农民的固执。有时为了达到我的目的,甚至说出让妈伤心至极的话:“您的脾气可太拧了,怎么劝都不行,怪不得人家和您离婚,谁和您在一起也受不了。”
这期间妈还问了问做过放疗的胡容,放疗疼不疼?胡容说,什么感觉也没有。 其实放疗的副作用还是很大的。比如恶心、低烧、脱发、消瘦、食欲减退等等。虽然我为妈准备了预防这些副作用的药,但效果不会很大,她一定还会感到痛苦,先生说,即使妈能闯过手术关,也不见得闯过放疗关,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妈对胡容说的这些话,胡容也是在妈去世以后才对我说。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说,那天在我家门口告别的时候,几次都忍不住要对我说了,可是看我累成那个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她不忍心再说这些令
我大恸、大受惊吓的话。同时又觉得妈那些话不过说说而已,妈看上去虽然不好,但也不至像她说的那样,说走就走了,哪儿想到果然就成了真。我为你好、你为她好、她为她好……结果是事与愿违。 这就是命!
吃过午饭不久,妈说要上厕所。我没有扶她,还是要求她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
可是我眼前突然一暗,就像落下了一道沉甸甸的黑幕,一件意想不到、让我感到毁灭的事情发生了。
妈不但没从椅子上站起来,反而从沙发上出溜到地下,如鱼得水地在地上爬了起来,她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已进入无意识状态,有一种大撒手的解脱,和魂游己远的渺然。
那瞬间,我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有一切都完了、再怎么努力都不行了的直觉。 我的头一下就瞢了。接着是气极败坏,甚至是愤怒。
那不是一般的气愤。 妈这样做,简直是对我的爱的背叛; 是对我自她生病以来,唯恐丧失她而饱受煎熬、担惊受怕的背叛;是对我们共同的苦难、艰辛的背叛……我的大爱,那时一下变成了大恨。我恨妈的心理障碍;我恨她的固执。她的固执不但是她的仇敌,也是我的仇敌;我恨她不再、不能和我配合,为迎战越来越近的脑萎缩、为她能好好地活下去而决一死战;我恨她这样做不但对不起我,也对不起自己。我们最艰苦的阶段都熬过来了,冒那么大风险、受那么大惊吓,情感上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现在却这样自暴自弃,我和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难道都救不了她吗?
我恨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安排;
接着这愤怒,是无底的恐惧。妈一旦知道这样滑下去的轻松,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一滑,可真是一滑而不可收了。如果截不住这个滑坡,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我就别再指望她今后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了。我真怕她就此丧失了求生的意志,从而也就丧失了战胜疾病的勇气…… 一直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我的、脑萎缩的后期症状,难道这么快就来了吗? 这简直就是往深渊里坠。我决不允许!
妈非得活下去不可!那时,我要她活下去的愿望,可能胜过她自己。 我没有扶妈,反而冷酷地说:“好吧,就当这是床,就此练练怎么从床上坐起来。”
妈在地上爬来爬去,翻来翻去,连从地上坐起来都不会了。爬到长茶几前就用两条胳膊撑着茶几,两条腿软软地斜蹬在地上,一点劲也不使。仅仅靠着胳膊上的力气,把上半身撑了起来。这怎么能站起来呢,要想站起来必须两条腿使劲才行。
不一会她的劲就使光了,浑身累得发抖,像一匹跌倒在地,驾不动辕的老马,不论驾车的车夫怎么拿鞭子抽它,它也爬不起来了。
此后,我再不忍看路上那些驾不动辕的老马,那会使我历历在目地想起此情此景。记得母亲去世不久,当我见到一匹滑倒在地的老马,不论怎样挣扎,也难以从结冰的路上爬起来的时候,甚至站在大街上就不能自己的痛哭失声。
妈一定力竭得魂魄出了窍,动物对此有非常的感应,对妈感情极深的猫咪这时冲了过来,厉声地嚎着,用它的小脑袋一抵一抵地抵着妈的两条胳膊,好像为妈受这样的折磨心痛不已;又像要保护妈;又像要助妈一臂之力……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发出丝毫恻隐之心去扶妈一把。可见我连畜生都不如了。 最后还是妈渐渐收拢了两条腿,两腿这时才能用上一点劲,然后站了起来。可我还是不肯就此罢休。见妈的腿好不容易懂得了使劲,就想趁此机会让妈再巩固、巩固腿上的感觉。 结果是适得其反。妈又出溜到地上爬了起来,一直爬到靠窗的沙发前,面朝南地跪坐在地上不动了。
那时她只要一扒面前的沙发就能坐到沙发上去。所以我还是逼她自己爬起来,坐到沙发上去。 可是她不,她说:“咱们协商协商。”她的意思是让我把她挽起来。我狠着心说:“不协商。” 刚说完这句话,电话铃响了。是谌容来的电话,其实我何尝放心让妈老是跪地上?三言两语说完电话又赶紧回到客厅,希望这一会儿能发生奇迹,妈已安坐在沙发上。 没有,妈还在地上跪着。
她可能跪累了,两条胳膊全杵在身体左侧的地上,上半身的重量也就全倾斜在那两条杵地的胳膊上了。因为上半身向一边倾斜,臀部也就翘起并向左侧扭去,这样,她连坐直自己的身体也不会了。
我说:“您把身体侧过来,屁股放平挨着地。屁股一挨地您就能坐直了。”她照着我说的试了试,果然坐直了。
我说:“您看,多容易啊。不过一秒钟的时间,您就会了。一切您都能做到。” 她自己也说:“连一秒钟也没用。” 可她就是不能自己起来坐到沙发上去。
最后,我看时间拖得太久,她又实在不肯起来,只好把她搀起来。 她刚在沙发上坐好,就用颤抖的手把歪斜了的帽子戴正,像所有遭了非礼而又无可应对的弱者那样,只能自艾自怜、下意识地整整自己凌乱的衣着。 这时她又要上厕所,我不再逼她自理,搀着她去了厕所。为她整衣的时候,我看到她身上的紫斑更多了。 联想到她几天前就出现的瘀血情况,这才猜想妈可能又添了什么新病。我想,一定要带妈到医院去了。但那时已是星期六的下午,医生护士都下班了,即使到了医院,妈既无高烧又无痛苦,也不一定会引起值班医生的重视。妈虽然添了新病,却并不一定是大病,等到星期一再上医院也不迟。 可是我错了,那正是大病,而且是要命的大病了。 妈也没有能等到星期一。要是我知道还有三十多个小时妈终究还是走了,我又何必强求她学习自理呢?她去世后,小兰(维熙夫人)的妈妈说,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就是严格按照科学的办法吃饭、锻炼,对延长他们的寿命又有多少实际意义,何不顺其自然呢?
人这一辈子或许千难万险都能闯过,但是总有走到头的时候。妈也一样。我能犟过上帝、再让她重头开始,或再给我添上一段岁月吗?八十年的艰苦岁月,把她累苦了、也榨干了。现在她终于觉得力不从心,实在挣扎不动了。她够了,不想再累了,她要走了。不论我怎么拦也拦不住她了,就连只有她和我知道的那个誓约也拽不住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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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2:55:44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四

考虑到她在地上滚来滚去,衣服滚得很脏,上完厕所我就给她换干净的衣服,当我给她脱下夹克,转身去拿干净衬衣的时候,听见她在我身后说:“哎哟,全让汗湿透了。”衬衣全让汗湿透了! 由此可见刚才我逼她进行的那一番操练,让她的体力消耗到了什么程度!我却假装没有听见。我不但在逃避自己的过错,也在逃避她的控诉。 然后我心虚地走出客厅。因为深感良心的谴责,竟一时不敢去照管她,她在沙发上一直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地坐着。 晚上来热水以后,我说:“妈,我给您洗澡吧。” 妈只说:“哎,别,别,别。”她不说“我今天太累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因为,那不等于是对我的谴责?就是我把她折磨成那个样子,她也不肯说我半个“不”;哪怕良心上的丁点折磨她也不愿让我承受。
十月二十七号,星期日。
一早起床,是妈自己叠的被。 我夸张出意外的惊喜:“嘿,妈真棒,自己叠的被。”尽管我的信心在妈昨天的表现中差不多丧失殆尽,但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仍然不死心地鼓励妈树立起奋斗下去的勇气。 她呢,纯粹是因为见我高兴,勉励地、也许还是勉强的一笑。经过昨天的消耗,她的心力虽然丧失殆尽,可她还是挣扎着叠好了被盖。因为这将表明,她的身体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已经恢复到可以自理的地步。我会因此感到高兴……既然她的身体状况在很多方面让我感到焦虑,就想方设法在尚能勉强为之的事情上安慰我于万一。哪怕这种假相如海市蜃楼一样,转眼就是风消云散,能让我高兴哪怕几分钟妈也会不遗余力。
可能把妈的起居安排在客厅睡还是考虑欠周,她肯定觉得客厅终究不是一个名正言顺的休息之地,所以早上一起床就让我把折叠床收起,整天坐在沙发上打盹。不过她也许觉得坐在沙发上比躺在床上更便于起立?这一整天妈都坐在沙发上打盹,似睡非睡。每当我蹑手蹑脚走近她,为她把滑到腿上的毯子重新盖好的时候,她都会睁开眼睛,像是看着、又像没看着我地朝我望望。
那目光宁静、柔和、清明、虚无、无所遗恨……我甚至还感到一种特别的温煦,那正是生命之火在即将燃为灰烬时才有的一种温煦。
我没有看出一丝异常、恐惧、悲哀、怨尤……也许那时她已心平气和地,慢慢地走向归依她的终点,她的结局。折磨了她一生的烦恼这时似乎被她一路行着、一路渐渐地丢弃。也许那就是很多人难以达到的于生、于死的通达。
母亲去世后,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有人把死亡说成是我们的归宿。
下午我到老家去洗脏衣服,因为洗衣机还在老家里放着。并取她在医院吃剩下的“片仔癀”以便涂抹她身上的那些出血性紫斑,不知是云南白药,或是“片仔癀”的功效,还是妈的吸收能力强,反正妈身上那些墨黑的瘀血斑块又渐渐地消失了。
推开客厅门叫她吃饭的时候,她睁开眼睛幽幽地问:“快天亮了?” 我心里又是一堵。妈怎么连天亮、天黑都分不清了。
我不能回答她,我不愿她知道自己又分不清白天黑夜了。 在餐桌前坐定后,妈似乎又有些心慌,手也有些发颤。举放碗筷时,重重地往桌子上一落,像是勉为其难地支撑着碗筷的重量;又像丧失了举手投足间的轻重分寸。 说话时气也抖抖的。现在才想到,她可能在极力掩饰身体的不适。因为手术后我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之中,她不忍打破我的那个幻象,不愿让我失望。为了这个,哪怕把就要一败而不可收的真情再隐瞒一分钟、再往后拖一分钟也好。妈,就为了让我快乐这一会,您也许耽搁了诊救的时机,送了命,您为什么这么傻?您怎么不明白?只有您活着,我才有真正的快乐。
这些现象本该引起我的注意,可是我极力显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还在为昨天的作为而内疚万分,可是我的不安、我的内疚,常常表现为死不低头。我担心我一有所动,就会显出自己的内疚。其实死不低头恰恰就是畏怯、是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
这一次,我的畏怯又酿成了我的大错。 这是不是导致她十几个小时后离开人世的一个原因?
而我那时仍然顽固地认为,我就是关心她,也不能显示出来。我怕妈会看出这一点,从而造成她对我更多的依赖,懈怠了她对自理的要求。这对延缓她脑萎缩的发展极为不利。我真怕妈会变成大夫说的那个样子。虽然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妈会变成那个样子。那她该有多么痛苦。不过那时她也许什么都不知道了,痛苦的是我,那会比我自己变成那个样子更让人难受。 我要尽一切努力,延缓那个时刻的到来。这一生,凡是我要做的事差不多都做到了,便以为只要努力也可以改变妈的命运。 可唯独这件事我是彻底失败了。 我的刚愎自用害死了妈。可是,妈,就算我没顾及到,您为什么不说呢?
我还发现妈差不多吃一口饭或吃一口菜就要喝一口水。饭前我给她倒的那杯水很快就喝完了,再往她杯里加水的时候我问:“妈,您怎么老喝水呢?”她说:“我觉得口干。” 口干是不是临终前的一种征兆? 小阿姨说:“我看“复方阿胶浆”上的说明,如果服后口干可以减量。”我拿过“复方阿胶浆”的说明看了看,果然有此一说。就说:“那就从明天起减量吧。” 显然我对妈如何进补还不如小阿姨经心。后来妈好像又渐渐地恢复了正常。这样,我就更没把她刚才的不适放在心上。她一边喝着据说是对脑手术后进补有益的骨头白菜汤,一边指导我说:“熬白菜汤最好还是用青口菜,肉也不能太瘦,油多一点才好吃,白菜吃油吃得厉害。”
我见妈老不夹菜,先生却是口味很好的表现,特别对那盘炒豆腐。就拿起那盘炒豆腐,往妈碗里拨了一大半,剩下一少半倒进了先生的碗里。其实先生并不贪吃,就是有点挑食,不对胃口的宁肯没得吃也不肯动筷子。只要不是在自己家,不要说是吃菜,就连吃饭妈也是吃个半饱。这大概是她过去长期寄人篱下的后遗症。要是妈一出院就住在自己的家里,心理上肯定会好过得多。我真后悔没有让妈住到旅馆或是招待所去。那个装修公司赚的真是黑心钱。装修费用我在八月十五号就交齐了,可是因忙着给妈治病,一直没有顾得上去照看,装修公司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弄得十二月二十号才能进人,历时四个月零五天,全部工程不过就是贴上壁纸铺个地板。
这所为妈而搬迁、而装修的房子,妈一眼也没看着。 新房子所处地段比较繁华,不必费很多周折妈就能上街遛遛,她也就不会感到那样寂寞。且与北京急救中心只有一墙之隔,我知道妈早晚有一天会需要急救中心的帮助。 一眼没看见还是小事,在她急需抢救的时候,我们还住在先生远离急救中心的家里。
我又后悔何必那么自觉?医生说下面还有三个等着开刀的病人,需用妈那间单人病房,我就马上让出病房,其实这种手术,既然能晚一天,再晚两天也是没什么关系的。我是不是又犯了吃里扒外的毛病?总是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的利益而牺牲妈。要是不出院,当时抢救也许还来得及吧? 吃过晚饭我对妈说:“妈,洗澡吧。” 妈说:“哎。”
洗澡的时候妈对我说:“我的头发长出来五分了吧?等到春节就行了。不用买假发套,用不了多长时间。”我本来打算忙过那一阵,在妈头发没有长好之前,给妈买个假发套。 妈的头发是长得很快,可是绝没有长到五分长,但我却说:“可不是有五分长了,您自
己摸摸。” 我牵着妈的手指,向她的头上挪去,她翘着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自己的头发,相信她的头发果然有五分长了。
那一天先生家里刚来暖气,所以洗澡间里还是很冷,我把水温调得比较高,并且一直把水龙头对着妈冲,冲着,冲着,妈像想起什么,大有异意地“嗯”了一声,把水龙头往我身上一杵。可能她觉出洗澡间不够暖和怕我着凉,想让我也冲冲热水、着点热气。
自七月底以来,妈很少这样做了,这倒不是说她不爱我了,而是她的魂魄那时似乎就已远去。 我把水龙头给妈推了回去,说:“妈,您冲。”她也就没再坚持。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妈在世间对我的最后一次舐犊深情了。 我发现她的手很凉,就尽量用热水冲她的全身。其实星期二给她洗澡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手凉了,不像从前,就是到了冬天她的手脚也比我的暖和。我还以为是暖气不热的缘故,现在当然明白,这都是人之将去前的征兆。
我一面给她擦洗,一面和她聊天。“您‘谵妄’的时候为什么老叫奶奶?” 妈说:“因为奶奶对我最好。” “您不说是二姑对您最好吗?”“还是奶奶好。” 我对妈“谵妄”时老叫奶奶心中颇怀妒意。心想,奶奶有我这么爱您、这么离不开您吗?奶奶给过您什么?难道有我给您的多吗?其实,那是人在意识丧失、或是生命处于最危急境况下的一种回归母体的本能。生命最后的依靠其实是母亲的子宫。
而且,不论我如何爱她,永远也无法与情爱的摄人魂魄,或母爱的绝对奉献相比拟、相抗衡,妈自小丧母,只能将奶奶的爱当做母爱的代偿。可是就连这种代偿性的母爱,她也没能得到多少。虽然这样想前想后,但每每想起妈叫奶奶的情景,我还是会谴责自己远远赶不上一个乡下的穷老太太。我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其实也是一种反省,妈叫奶奶不叫我,难道不是对我无言的批评吗?要是她很满意我对她的照料,就不会想奶奶了。给她擦洗完后背就该擦洗腿和脚了,我发现她的脚腕周围有些水肿。便问:“腿怎么有些肿?”“这是昨天累的。”妈像叙述着一个既和她、也和我无关的不尽情理的故事。 虽然只有一个“累”字,可不就是对我最有力的控诉。
同时也明白了妈是永远不会了解我宁背不孝之罪,也要她树立起活下去的信念的苦心了。更不会了解我对她的这份苦爱。
我颓丧地蹲在妈的脚前,仿佛是站在一个哪边都不能依靠的剪刀口中间,深感自己无力而孤单。
妈脚腕周围的水肿也许正是整个机体败坏的表现,可我这时又不强调科学了,而是用毫无科学根据的“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的说法排除了我的多虑。该洗下身了。这时我恰好站在她的身后,我的两双手从她的后肩头骨插进她的胳肢窝,只轻轻一托,她没有一点困难就站起来了。我的眼前简直就是一亮。我一下就明白了,过去我只是站在她的面前抱她起身,这恐怕是她只能、便也只会用脚尖着地,不会用脚后根着地、腿部使不上劲的原因之一。这更说明妈站不起来,不是指挥四肢的脑神经受了损伤,就像我说的那样,是她的精神障碍以及我的训练不当所致。妈不但松了一口气,更是难得地喜形于色。主动地让我一连地扶着她练习了好几遍。 给她洗完澡并穿好衣服之后,我对她说:“等着,等我穿好衣服送您出去。”她说:“不用,我自己走。” 我在门缝里看着她出了洗澡间后墙都不扶,挺着背,不算挺得很直,但也算挺着往客厅走去。
等我洗完澡到客厅去看她的时候,她又变得有点怪。她提醒我说:“我的钱在裤兜里装着,你们洗裤子的时候别洗了。”我说:“妈,您没换裤子,再说钱也没在裤兜里装着。” 见她这么固执地认为钱在裤兜里装着、而且认定会被我们洗掉的样子,就拉着她的手走到客厅的橱前,拉开橱柜上的抽屉,给她看了看放在抽屉里的五十块钱,“妈,您瞧,钱不是在这吗?”她好像看见那张钱似的应了一声,可是她的视线根本没落在抽屉里,而是视而不见、直勾勾地望着前面的虚空。
见她这般模样,我又拿起那张钱放在她手里,让她摸了一摸,“妈,您看。” 她又应了一声,可还是一副无知无觉的模样。
我心里飘过一阵疑惑,却没想到是不是有些不祥。 回家以后,她像在医院“谵妄”时一样,老是要钱。她说:“给我点钱,我手里一个钱也没有怎么行。”我想妈短时期内不会独自出门,也不可能料理家务。象征性地拿了五十块钱给她放在客厅那个橱柜的抽屉里。
可能妈这辈子让穷吓怕了,手里没有几个钱总觉得心虚。没着没落。 这种没魂的样子一会儿就过去了,妈又恢复了正常。我吩咐小阿姨熬红小豆、莲子、山药粥的时候,妈说:“把瑞芳给的红枣放上一些。”我忙抓了几把枣洗了洗放进锅里。妈又说:“多放点糖。”我又嘱咐了小阿姨多放一些糖。 熬粥的时候,我守着妈坐下了。这时,我又说了一句老想说、却因为难得兑现所以就难得出口的话:“过去老也没能抽时间陪您坐一会儿,现在终于可以陪您坐着聊聊天了。”自从妈生病以来,我做了至少半年不写东西的准备,以便更好地照料妈。
但是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我冻感冒了。我怕传染给妈,好几天没敢多和她接近,直到我大于正常用量的几倍服药,星期日才见好转。幸亏星期日我的感冒好了,这才可以和妈在一起呆一会儿。否则连最后的这个相聚也不会有了。我没有对妈说起我的感冒,怕她为我着急。可是我又怕妈以为我不关心她、冷落她,把她撂在一边不管。一向大大咧咧的我,想不到人生还有这么多时候,连这样琐碎的事也要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地难以两全。可是妈知道我的用心吗?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也许妈恰恰就以为我是冷落她。那么她离开人世时,心境该是如何的凄婉。妈说:“我也不会说什么。”说不说什么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终于天良发现,想到了妈对与我相聚的企盼,终于和她偎依地坐在了一起。
我嗑着孜然瓜子,是妈出院第二天,我到稻香村去买她爱吃的芝麻南糖时一并买的。 妈去世以后,我再也不吃瓜子了。一见瓜子,就会想起那一个最后的夜晚。她咬了一口芝麻南糖,说:“过去的芝麻糖片比这个薄多了。” 现而今,又有什么不是“俱往矣”的呢?
但我还是感到鼓舞,她连这样小的事情都记得,不正说明她的情况不错又是什么?因此我还跟她斗趣地说;“妈还挺内行。”
糖块又厚又硬,咬起来比较困难,妈只吃了一块就不吃了,我当时以为她可能是怕硌坏了她的假牙。其实妈那时哪还有心气吃糖?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我给她剥了一些糖炒栗子她也没吃,全给了小阿姨了?记得我还埋怨过妈:“妈,我好不容易剥的,您怎么给她吃?她要吃可以自己剥嘛。” 妈轻轻地责怪着我:“你不应该那样给我夹菜,让老孙多下不了台。”想不到这也是妈对我的最后一次责怪了。我说:“那怎么了?不那么夹您就吃不上菜了。咱们吃的又不是他的饭,咱们吃的是自己的饭。”强调这点和用行动证明这点非常重要,妈对嗟来之食有难以忘怀的痛楚,和难以化解的羞辱之感。就是这样,妈还不往饱里吃呢。对她来说,这到底不是自家的餐桌。
妈又说:“老孙这次表现不错。不怎么馋,吃菜也不挑。” 唉,他要是不挑食,我也就不会那样给妈夹菜了。
我倒不是和他争食,我是怕先生这种不必谦让的、自家人的亲情,让多愁善感的妈生出寄人篱下的伤感。我倒好说,妈到底是住在先生的家里,就是多些客气,也不会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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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2:56:04 | 显示全部楼层
看来妈对借住先生家,以及先生此次的接待是满意的。对于她的满意,我自然应该扩而大之。难道我不是这个仍然肩负着各方历史关系的家庭、转承启合的轴承吗?便立刻请先生到客厅里来坐。当着妈的面,为建设我们这个家园,我又做了一次笨拙的努力。“妈说你这次表现不错。” 妈白了我一眼,这就是她今世对我的最后一次无言的训斥了。宽宏大度的妈,定是觉出我这句话的不堪入耳之处了。先生曾经身居高位,有时肚里能撑船。毕竟惑于情爱,凑巧也能让我三分。他没有计较我的不敬,也抓了一把瓜子嗑着,断断续续地说着一些闲话。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反正是每个围坐在一起的家庭都会说的那些话。这时我不知怎么一回头,看见猫咪就蹲在我背后、也就是妈对面的沙发上,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我们。后来,每当我回忆起这个时辰的情景,我都觉得它那时恐怕就知道妈的最后时刻已到。否则它为什么那样忧伤而绝诀地注视着妈?不是说猫有第六感觉吗?它为什么不会说话,它要是会说话,一定会预先警告我吧? 我走过去把它抱来放在妈的膝上。我说:“妈,您看猫对您那么好,您也不理人家了。”我的意思是,除了妈出院那天我把它从老家带过来的时候,妈显出过兴奋之外,以后她好像再没有关注过它。从它出生一个月后来到我们家、到妈去世,整整九年,每日三餐都由妈亲手调制。晚上睡觉之前,妈要亲自为它铺好被褥、给它盖好,对于我们的代劳,妈是很不放心的。就是它白天打盹,妈也不允许我大声说笑,以免影响它的休息。妈不断检查冰箱里鱼和猪肝的储量,随时敦促我进行足够的补充。不论有了什么好吃的,她总是悄悄地留些给它。一向为我节俭的妈,有一次甚至让我到外汇商店给它买一个进口的猫食罐头尝尝。但是被我拒绝了,我担心它从此就不再吃中国饭,那样的消费如何承担得了?我很后悔当时没答应妈的要求,虽然我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按照妈的要求去做,妈也享受不到那份爱猫之乐了。我不是没有觉查到妈对猫咪的忽略,但我那时还没有这个悟性。妈不是不再宠爱她的猫咪,妈是气数已尽、无能为力了。
妈没有解释自己对猫咪的忽略,她只是移动起每个细胞似乎都有千斤重的胳膊,却在落下时化为无声的轻柔,就像星期三早上摩挲我的头顶那样,轻轻地摩挲着它。妈不摩挲我和它,又能摩挲谁呢? 妈一面摩挲着猫一面说:“虽然我老了,可是还是活着对你们更好。”“那当然。”我热烈而急切地证实着她的这个结论。希望她能最迅速、最确凿地听到我的反应,来不及对我的热望做更多的描绘。好像我的反应越快就能帮妈一把,就能越快地把自己的热望和力量传导给妈。
虽然我不曾对妈准确、或不准确也解剖过我的困惑,但从她的这句话里,我听到了妈对我深入生命本源的知解。
妈,您当然要活下去,否则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为的呢,一个人要是没有什么可为的;也就难活下去了是不是?
从她这句话里,我还听到活下去的愿望,我想这是因为她刚才差不多恢复了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能力。 不过,也许是她对我们表达的一份眷恋?这时她又让我从后面托着她的胳肢窝,练习了几次从凳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我真是只用了一点点劲,她就站起来了。她说:“高兴,高兴,我的思想问题解决了一半。” 她之所以这样说,肯定是因为我前几天针对她的思想障碍,不得已地告诉她,她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并编出再不努力锻炼脑子就要继续萎缩下去,那就没有几日可活的瞎话吓唬了她的缘故,显然我那枉费心机的瞎话,不但没有起到我所预想的积极作用,反倒成了她的思想负担。 她练了还要再练。“再练练。”她说。 妈像一匹趴槽的老马,又挣扎着站起来了。一站起来就想和我一起在只属于我和她两个人的人生跑道上迅跑。 她又摇摇晃晃地站到了我们的人生起跑线上,准备再次和我紧紧地在一起,起跑、冲刺了。尽管头一天因为她不肯再与我同行,我们还那样地绝望过。
我和妈还是有缘,总算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四年。我的人生和她的人生已经紧紧地纠结在一起,根本无法分清哪是她的人生,哪是我的人生。所有的大灾大难,都是我们一起闯过来的。没有了我或她,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感受就是残缺的。我怕她累,说:“明再练吧。”可是妈没有明天了。要是我知道妈已经没有明天,我何必不让她再多高兴一会儿呢。 粥熬好了,妈吃了一大碗。说:“我就爱吃这个。”我立刻又去给她盛了半碗,尽挑内中的精花莲子和山药。 是不是这一碗半粥导致妈猝死于心肌梗死?要是不吃这一碗半粥是不是就能逃过这一关呢?这个晚上,妈似乎很高兴。她是不是知道自己要走了,所以就强颜欢笑以便稳定我的心? 吃完粥,我就给她铺床。偏偏是这一个晚上,我让她开始锻炼自己睡。临睡前她问我:“今天怎么个上厕所法?”像吃晚饭时那样,她的声音里似乎又有些抑制的颤抖。我想了一想,却也没有多想。 我也需要抑制我的冲动,我怕流露出更多的关注,反而害了妈。
以后,当我在脑子里一再重复这个细节的时候,我的耳朵里越真切地重现这句话的声音。每一回我都会得到重新的肯定,当时的感觉没错。那声音不仅是颤抖的,也是压抑的。 为什么会这样?那时,她还剩下最后的七八个小时,一定不适得难以支撑,可又怕我误解她是在“闹”,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不适。我说:“我十二点来叫您一次,小阿姨五点来叫您一次。” 前两天妈还怯怯地、生怕添乱地问过我:“不是说回家以后晚上就把便盆放在我的床边,我不用再到厕所去了吗?” 我狠狠心,假装没有听见。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回家以后,晚上就把便盆放在她的床边,免得她上厕所不便。可那时还没有和病理切片室张主任的那场谈话。 然后就一门心思认准,只有让她多多自理,她的脑萎缩才会有所抑制。一想到妈有一天会变成六亲不认、专吃垃圾或其它什么的植物人,就被巨大的恐惧迫得难以喘息。又见妈回家后晚上不再“谵妄”闹着上厕所,就打消了给妈放个便盆在床边,让她尽量方便的念头。
这时小阿姨说:“要不我还是陪姥姥睡吧?” 我却没有同意。“还是让她自己睡吧,我们按时来叫她上厕所。”
我深知小阿姨和我在医院交替陪伴妈的辛苦,特别晚上,很少睡觉。既然妈的身体已渐渐地恢复正常,就该让她休息一些,以补偿在医院时的劳苦。心里倒是想了一想,应该由我来陪妈睡。但又想,从八月份给妈张罗看病以来就没陪伴过先生,妈渐渐康复后我再不照顾一下他,他该不高兴了。果不期然,妈头七还没过,先生就对我大发其火。那时,我痛苦得无着无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天晚上先生在看电视,小阿姨在忙别的,我在房间里茫无心绪地遛来遛去,无意之间走到厨房,见到厨柜上的药包,心想,不如替小阿姨给先生熬中药,也许还能分散一下我的伤痛。没想到先生却大发雷霆:“你折腾了几个月了……到现在,连安安静静地看个电视也不行……你少动我的药!我的东西不要你动……” 我和小阿姨只有对着妈的遗像,抱头痛哭。小阿姨还不停地哭叫着:“姥姥,姥姥。”直哭得我手脚冰凉,嘴唇发麻,几乎没了鼻息。其情其状,可谓惨矣。 人们错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我是个胆子很小的人,诸如怕给人添麻烦、怕惹人伤心或不高兴、怕看人脸色、怕惹事生非等等。 而且根据我的经验,不论哪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心里不痛快、处心积虑想要找茬子发泄一下的话,全家人都别想痛快。对于我这个家里家外、上上下下累到连最后一分劲儿都使光了的人来说,实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般来说,宁肯息事宁人。除非忍到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来一次大发作。 如此,我打消了我留下来陪妈的想法。
回想这一生,可以说没对不起过谁。只有妈,我是对不起她的,欠着她的。别说是没有机会了,就是有机会也是无法还清的。
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起来招呼她上厕所。按照我的计划,本应在十二点一次,凌晨五点一次。可是我起晚了,心里有些愧愧的。扶妈坐起后,发现她已尿在“尿不湿”上,但我还是扶她上了一次厕所。 把她放在马桶上,就赶快回客厅换“尿不湿”上的毛巾。刚换好毛巾就听见妈叫我:“行了,来吧。” 我赶到厕所,把妈挽回客厅扶她坐到床上。她指着我的身后说:“那儿怎么一片火呢?”听上去那是很大一片火,可是她的口气里却没有惊慌,好像她那时已站在天上,遥望着距她很远的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
我回头一看,原来她指的是对面小桌上的台灯映出的那片光晕。 我心里又是一阵不安和沮丧,妈怎么又糊涂起来?我希望这不过是她没有从睡梦中完全清醒的缘故。
可是我不能纠正妈。如果她知道自己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了的话,不是对她的又一次打击吗?
感谢先生的周到,那日不知怎么想起在妈客厅的小桌上安个台灯,说是不必关上,就让它一直亮着,万一妈晚上有事方便一些。 再过几个小时,可不就有了大事。
然后我就扶她躺下,她说:“我不睡了,一会儿不是还要出门儿吗?” 我以为她说的是八点钟我们得按预约时间,到北京医院给她做放射治疗的事。后来明白,这就是谶言。 我说:“时间还早呢,您动作慢咱们就六点起床。那也来得及,您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我又有意识地点了点妈动作慢的问题,直到那时,我仍然不放过激发她的任何机会。
三个小时之后妈真的上路了。我那时要是知道神的旨意,就不会让妈再睡,也不会离开她,而是想方设法去救她。 她很听话地躺下了。这时我蹲在妈的床边说:“妈,请您原谅我。”这是我在白天和昨天决不肯说出的话。倒不是我不肯认错,而是我昨天的错太大了,以及没有了认错的勇气。
没想到这就是妈在世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我和妈一世的缘份也就了结在这一句话上,这句活真是我和妈这一世缘份的注脚。上帝的秤是非常准确的,我欠妈的,他会一点也不剩地给妈带上。
感谢上帝,他让我对妈最后说了这句话,也让妈带着这句话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妈上路的那个时辰,会不会因此感到一些安慰?我希望着。
我曾后悔,没有勇气把需要妈原谅的话说得更为具体。 现在我不后悔了,我要她原谅的地方太多了,不如像无以倾尽的无字碑那样铺在她的脚下。首先就得为我的出世请求她的原谅,那还只是肉体上的磨难,她当时一定没有料到日后我在精神上、心灵上给她的磨难更深。我不知道每一个孩子的出生、成活、成长,是否都是母亲的灾难。 又有哪个母亲不是穷其一生为她的孩子榨干最后一滴血?而我的母亲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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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2:57:32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五

妈的眼珠在往我蹲着的方向扫了一下,显然她听见了这句话。可是她的视线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也没有和我的眼睛对视一下,更没有和我说句话。这是妈在世上看我的最后一眼了,而且还没有落在我的身上。我不相信这是因为妈不肯看我,其实她早就原谅了我,不论我做了多么让她伤心的事,她也会原谅了我。但原谅了我不等于她不再伤心。我不请求她原谅还好,一提,也许反倒勾起那一桩桩一件件让她伤心的往事了。 关客厅门之前,我回头看了看妈。妈的两臂紧贴着双腿,脸朝上直挺挺地躺着,嘴唇紧闭成一条深色的窄线,颧骨从未有过地突现,两腮就显得塌落,很像我在一些遗体告别式上看到的遗容。心里不觉掠过一丝蹊跷而又不祥的感觉,可是我马上就排除了这种无稽的想法,我那时仍然不相信神的暗示,一门心思认定妈手术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她什么病都没有了,一定活到九十岁。
由于两点多钟带妈上过厕所,就想,到天亮还有三四个小时,不会再有什么事,便放心地去睡。我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死。
幸好小阿姨按照我的要求,凌晨五点钟再叫妈上一次厕所,可是她也晚了二十多分钟。五点二十分左右,小阿姨突然气急败坏地在我的卧室门外叫道:“阿姨,你快看姥姥怎么了。”我猛地跳下床跑到客厅一看,妈不像过去那样,一醒来就穿好鞋坐在床上,等着我或小阿姨去搀扶她,而是趴着床沿,赤脚跪在地上。左膝稍稍往前,右膝稍稍往后。后来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就在那一瞬间,我怎么就再也没有了妈!我不知道为什么世间有很多非常、非常简单的事,任你穷尽一生去想,可你就是想不明白。奇怪的是我这时还能注意到,在我闯进客厅的时候,猫咪没有睡,而是蹲在沙发上惊恐地、呆呆地看着妈。只是在我冲进客厅的时候,它才从沙发上跳下,奔了出去。妈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刻的最后见证不是我,而是它。好在当时还有它在妈身旁,它终究也是妈之所爱。它一定想要帮助过妈,可是它却无能为力。你为什么不来叫我呢!猫咪! 这时先生也赶来了,和我们一起把妈抱到床上。
我把手指伸进妈的嘴里,她的牙关还没咬紧,可是舌头已像危重病人那佯,往舌根缩去,不再贴着上牙膛。后来分析,妈那时不过刚刚断气。要是小阿姨按我规定的时间去叫妈,妈还会不会有救?我又拿起妈枕边的手电筒去照妈的瞳孔,似乎还有光点在妈的瞳孔上闪回。其实,那不是瞳孔对光的收缩反应,而是玻璃球体对光的折射。我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别人,对已做哭丧之举的小阿姨说:“没事,没事,是昏过去了,有救。”我先是扑上去嘴对嘴地给妈做人工呼吸,可是使不上劲。然后又用手挤压她的胸膛,妈那时还能跟着我的动作往外喷气。后来小阿姨对我说,那不过是我用力挤压的结果。
同时我吩咐小阿姨去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平时很伶俐的小阿姨却不知为什么打不通急救中心的电话。我又让先生去打,他打来打去也打不通。我只好放下妈,让小阿姨给妈做人工呼吸,我去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因为先生的心脏动过手术,这样费力气的事不敢惊动他。急救中心的电话接通以后,先放的是一段英语然后又是一段汉语录音带。我无奈地等着,恨不得把手伸到急救中心,一把揪断这段录音带。我抱着须臾不可离开的电话筒,急得火冒三丈而又无能为力地看着小阿姨给妈做人工呼吸。那哪儿是做人工呼吸?简直像做柔软体操那样千万不能用力,又根本没有把妈的两条胳膊挤压在妈的胸口上。可是我没有分身之术,不能去替换她,我得等着和急救中心通话。急救中心好不容易答话了,我声嘶力竭地叫道,“人都停止呼吸了,你们快来呀。”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们是想抢救,还是想干什么?”我说:“当然是抢救了。” 他们问了地址,并让我到附近的汽车站去等着引导他们的救护车。我如何可以离开?就叫小阿姨去胡同口等着,我怕急救中心的车来的太慢,又让先生到附近航天部研究所的诊所去找大夫。 然后我又翻过身来扑向妈去做人工呼吸。那时,我像还没学会泳游、却沉落在水底,被水呛得无法呼吸那样的害怕。 附近诊所的大夫很快就来了。她一看就说妈是心肌梗死,没有救了。
这时急救中心的大夫也来了。年轻的、睡眼惺松的女大夫一看更是说不行了。在我的请求下,才给妈做了一个心电图。她说:“已经是直线,没有心跳了。”我又求她给妈打强心针。 她说,“打也没用了,要是有用就给她打了。” 她走了以后,航天部研究所诊所的大夫又留了一会。她看着妈的脸说,“多慈祥的一个老人呐。” 在她们都走了以后,我才会哭。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先生给王蒙兄打了电话。王蒙兄又给维熙、谌容和北京作协打了电话,因为他们很快就赶来了。维熙顺路又接来了蒋翠林。不论我如何悲痛欲绝,我也没有权力坐哭与母亲的诀别。除了我自己,还能有谁来帮我张罗妈的丧葬呢?没有!既然没有,我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本就是最后与母亲相聚的时间,从我和妈的身体之间飞逝而去。果真只是身体之间了。给妈换内衣的时候我发现她的两个膝头微微地磨掉了皮,看得出妈在最后的时刻,曾想挣扎着站起来,而且是拼死活的挣扎。这是有意识的挣扎,还是生命离去时的本能? 要是有意识的挣斗,我还感到些安慰,这说明妈还想活下去,可我又想,这挣斗很痛苦吧、想活下去。而又知道活不了的话。既然如此,也许不如是生命离去时的本能。那时,妈已经什么都体味不出了。
看着她磨破的膝头,我心疼如绞。妈在这激烈的挣斗中,只能独自承受我无法代替、分担的,死亡袭击的恐惧和痛苦。又给妈换了外衣。妈最喜欢的、又合适秋天穿的那套棕色花呢。沿秋香色缎子小边,盘同样缎子花扣的中式套装,放在没装修好的、新房子的某个纸箱里。究竟是在哪一个纸箱里?那里紧紧地堆放着几十个纸箱,根本就没有找出的希望。要命的是新房子的钥匙还在装修公司手里,我上哪去找他们?在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通常他们要在九点钟才开始工作。
还是借蒋翠林的光,火葬场答应可以及时火化。他们的车,十点就要来了。 由于是在家里过世,而家里是没有条件久停的。要是自己的家,多停一两天还可以,可惜是在先生家。妈一辈子都不愿意烦扰他人(包括我),也这样教育我和孩子,所以我不敢为妈的装殓耽误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又不知道要等多久,在这个活着的人都要因陋就简的环境里,哪儿还有可能讨论为不活着人的方便。 听小阿姨的指导,我给妈穿了前几天新买的纯棉运动衫裤,她说按照农村的说法,棉制衣物装殓最好。谌容来了以后说不行,让我到房间里去重新给妈找些正式的衣服换上。后来她对我说,她不过是想用这个办法来分散一些我的悲痛。
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衣服,只好拿了我的一件蓝色上有紫红和白色细条格子的旧棉袄,和妈的一条蓝色毛涤裤子,还有,我在奥地利买的一双棕色半高跟皮鞋给妈换上。妈的脚有些肿,穿的又是我一双茶色人造毛的长袜,所以鞋子还显大,我到现在也觉得不如不换,因为妈后来穿惯了运动衫裤,对她方便而又舒服。谁让我老是相信装修公司的鬼话,以为不久就能搬进新家,手上只留了几件日常换洗的衣服,谁又料到手术非常成功的母亲会突然去世,以至她上路的时候,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没能穿上,更不要说她最喜欢的那套。 好在张家的女人也不认为这有十分的重要。
谌容又提醒我应该给妈带上一件她最心爱的东西。我马上想到是唐棣的什么东西或是照片。可惜,仍然是一切东西都堆放在没有装修好的新房子里,手头什么也没有。可是那一瞬间,我不知怎么想起先生家里有一张妈和唐棣的照片,那是一九九0年我们在RBO家里吃烤肉的时候拍的。这种根本不会沉淀在记忆里的小事,那种时候居然能够记起,又居然能够找到,不是冥冥中有人助我,其实也就是遂了妈的心意又是什么?照片上的人影虽然很小,但我想这就是妈最心爱的东西了。 我把妈的上衣解开,把照片放在贴近她胸口的地方。后来我又想,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谌容的意思,她说的心爱之物该不是金银手饰吧?小阿姨又把妈的双脚并拢,用一条黑布带把妈的双脚捆上,又让我在妈身上罩了一张白布单子。幸亏有这来自农村、见过并懂得如何办理丧事的小阿姨。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一切该怎么做,并且还会做错很多。妈全身都很干净,她一辈子好强,走也走得干干净净。 我坐在地上守着妈。我知道再也守不了多少时候了。这样的相守是过一秒少一秒了。妈紧紧闭着她的嘴。无论我和小阿姨怎么叫她,她都不应了。 我觉得她不是不能呼或吸,而是憋着一口气在嘴里,不呼也不吸。那紧闭的嘴里一定含着没有吐出的极深的委曲。 那是什么呢?想了差不多半年才想通,她是把她最大的委曲,生和死的委曲紧紧地含在嘴里了。妈永远地闭上了她的嘴。有多少次她想要对我们一诉衷肠,而我又始终没有认真倾听的
耐心,只好带着不愿再烦扰我们的自尊和遗憾走了。我只想到自己无时不需要妈的呵护、关照、倾听……从来也没想过妈也有需要我呵护、关照、倾听的时候,如今,我只好翻看她留下的那份如何可以详尽其苦的自述了。 妈走的时候,我本可以在她的身边,可是我陪先生去了。 要是她出事的时候小阿姨或我在身边,也许她还有救;或至少在她走的时候,我能拉着她的手,让她这辈子哪怕有一次不孤独的记录。她肯定呼喊过我,我却没有听见,她只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了。就像她在手术前劝慰我的那样: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是孤独了一辈子吗;就是她已经迈上那条黄泉之路,只要还没走远,也许我还能把她叫回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 一想到她是这样走的,我就悲从中来。
人人都说我是个孝女,其实我让妈伤了一辈子的心,让妈为我劳累了一辈子,就在她没有几日可留的情况下,我还逼着她一会起来、一会坐下地锻炼……是我把妈累死了。这,谁又能看得见呢?我不需要人们说我什么好,我要的是妈活着,哪怕再活一年,再让我为她做点什么,可是她不,她就这样的去了。不论我怎样伤她的心,她就是走,也左思右想,挑了一个不会给我留下更多悔恨的时辰。 她没有在手术台上走,免得我为签字手术而自责;她没有在我逼她起立坐下的时候走,让我有机会用其实是对她无尽的深爱做一些弥补;她拼却一命留给我最后一个满足:“高兴。高兴,我的思想问题解决了一半”,让我以为我的努力终于成功,她又有了活下去的自信、愿望和勇气,那不也就是给我以勇气和希望;她还有机会对我说,她就爱吃我做的莲子、小豆粥,为我日后的回忆留下些许的安慰:她走的那天还算快活;让我有机会在她说“虽然我老了,可是还是活着对你们更好”的时候,以明心迹地说声“那当然”;她给了我陪她坐一会儿的时间,让我能够对她说:“妈,过去老也没能抽时间陪您坐一会儿,现在终于可以陪您坐着聊聊天了”,而她又给了我最后的谅解,“我也不会说什么,也说不出什么……”留给我一个了结我们这辈子缘份的机会,让我能够对她说一句:“妈,请您原谅我。”那是她最后对我的疼爱。也是上帝对我的恩惠、对我的了解,他知道我不过是要妈更好地活下去,只是我的办法过于拙劣,又急于求成。我亲吻着妈的脸颊,脸颊上有新鲜植物的清新。那面颊上的温暖、弹性仍然是我自小所熟悉、所亲吻的那样,不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准确无误地辨出。可从今以后再没有什么需要分辨的了。 为什么长大以后我很少再亲吻她?记得几年前的一天,也许就是前年或大前年,忘记了是为什么,心情少有的好,我在妈脸上重重地吻了一下,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妈那样幸福的、半合着眼的样子。为什么人一长大,就丢掉了很多能让母亲快乐的过去?难道这就是成长、成熟?现在,不论我再亲吻妈多少,也只是我单方的依恋了,妈是再也不会知道,再不会感受我的亲吻带给她的快乐了。 很快,就连这一点依恋也无从寄托、无处可寻了。我又在她身旁躺下,拉起她的右臂,让她的手臂像我小时那样,环绕过我的颈项,我贴紧她的怀抱,希望她能像我小时那样,再搂抱我一次。可是小阿姨把我拉了起来,说:“阿姨你不能这样,这样姥姥的胳膊就永远伸不直了。”我只好起来坐在她的身旁,拉着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也只能拉着她的手、也只能这样看着她了。就是这样,也是看一眼少一眼,拉一会儿少一会儿了。她那一生都处在亢奋、紧张状态下的,紧凑、深刻、坚硬、光亮、坚挺了一辈子的皱纹,现在松弛了、疲软了、暗淡了、风息浪止了。从我记事起,她那即使在高兴时也难以完全解开的双眉,现在是永远地舒展了。 她的眼睛闭上了。那双眼睛,到现有也显出常人少有的美。先是在大眼角那里往上抛出一个极小的弧,然后往下滑出一道优美的长长的弧线,再往小眼角走去。最后在小眼角收势为更小的一个弧。一般人闭上眼睛以后,仅仅是一条弧度很小、差不多就是直线的弧线。
真正让我感到她生命终止的、她已离我而去永远不会再来的,既不是没有了呼吸,也不是心脏不再跳动,而是她那双不论何时何地、总在追随着我的、充满慈爱的目光,已经永远地关闭在她眼睑的后面,再也不会看着我。我一想起她那对瞳仁已经扩散,再也不会转动的眼睛,我就毛发竦然,心痛欲裂。 我也不相信妈就再也不能看我,就在春天,妈还给我削苹果呢。我相信我能从无数个削好的苹果中,一眼就能认出她削的苹果,每一处换刀的地方,都有一个她才能削出的弧度,和她才能削出的长度,拙实敦厚;就在几个月前,妈还给我熬中药呢……我翻开她的眼睑,想要她再看我一眼。可是小阿姨说,那样妈就永远闭不上眼睛了。 妈,您真的可以安心的走了吗?其实您是不该瞑目的。
妈的手也渐渐地、越来越黄了。就像一九八七年她得了黄胆性肝炎那么黄。虽然还像活着的时候那么暖和,可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一直握着的缘故。妈的脸也越来越黄,嘴唇也渐渐地紫了。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了。 剩下的事,就是等火葬场来接妈了。十点钟,火葬场的人来了。他们指着妈身上的被褥问道:“这些铺盖带走吗?” 我这时才明白应该给妈铺上更好的被褥。我怎么什么都不懂!我抢先回答道:“是的。” 除了白底红条的床单是先生早年活的旧物,其它一应物品全是我们从前购置的,所以做得这个主。
枕巾是橘黄色提花的,枕头是哪一个我记不起来了。 被里和棉胎倒是新的。但被面是我们从前住在二里沟的时候买的。米色底,上有红色圆圈套着黑色的五角框,或黑色圆圈套着红色的五角框,我想妈带这床被走也好,那是只属于我和她的、艰难岁月的记录。就这样了了草草地把妈送走了。没想到妈走的如此突然,而我又无法分身去为妈准备什么。 我倒不大在意这些,我悔恨的是我永远无法回报妈的爱了。送妈出家门的时候,机关里的司机小段在我身后指导说:“说‘妈,您走好。’”我照着说了。这一说、这一送,是永远地把妈送出门、永远地把妈送走了。去的是东郊火葬场。天气晴好。没想到又经过了西坝河,我们本是要搬离的地方。我本以为,给妈安排一个更好的住处,我是不会让她再回这个人生地不熟、对妈的寂寞生活没有多少乐趣的地方了,可是没想到妈还是要和她曾经住过的这个地方告别。那时,天意不可违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心里。 从我非要妈活下去而至失败,我懂得了“顺其自然”。其实妈手术时就准备去的,虽然手术如我所愿、所直觉地成功了,最后事态还是按着妈所预想的发展下去。这是我的失算。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没有一件做不成功。唯有这一件,我失败了,我败给了妈。败给了命,我不可战胜命,也不可战胜上帝。
在火葬场办理了一应手续。给妈挑骨灰盒的时候,我都不能相信妈不在了,就是前几天我还在商店里给她选衣服呢。我挑了一个最好的,希望妈在那个世界里有一个好的住处,既然她没能住上我主要是为她搬的这个新家。人们提醒我给妈买了一个小花圈。可惜火葬场没有鲜花的花圈。 “放在哪儿?”我问。人们告诉我应该放在妈的身上。我听话地放在了妈上腿靠近膝盖的地方。 这时我才醒悟,怎么连花圈都没想到给妈买一个?不要说是鲜花的,就是纸扎的也还是在别人的提醒下才知道给妈买一个? 从来没有给妈买过鲜花,到了这个时候,也无法再做一次补偿。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后消减了平民百姓一切所谓贵族化的习俗。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为迎接各国贵宾献上的鲜花,或某位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上,偶然有个鲜花的花圈,只觉得那真不是人间过的日子。没想到母亲去世后形势大变,那些本有为天上才有的日子,凡人竟可享受一二。这才能经常买些鲜花放在妈的骨灰盒前,以了我的宿愿。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烈打瞢了头,就是不瞢头,也没有举办丧事的经验。家里人口太少,更无三亲六故,生生息息、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从未经历、操办,就是妈活着,碰见这样的事恐怕也会感到手忙脚乱。不论新旧社会,人际关系的规则讲究的都是门当户对,有来有往。既无往,何从来?来和往要有经济为基础,更要有心情为基础。妈却一腔哀愁,百事无绪,话都懒得说,哪有精神应酬?既无钱又无绪,只有终日闭门长嘘短叹。如此,生活百科予我们可不就简陋到一无所知。 而且我也分不开身,又没有一个兄弟姐妹,或七大姑八大姨来帮我照应一把。要不是有小阿姨和王蒙夫妇、维熙、谌容、蒋翠林以及机关同志们的帮助,我连这些也做不完全。 事后,我悔恨无穷地对先生说:“我当时昏了头,你经历过那么多事,又比我年长许多,怎没替我想着给妈买个花圈呢?” 先生说:“你又没告诉我。”
我哑口无言。既然先生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可说?我那时要是能想到让他去给妈买个花圈,这个遗憾也就不会有了。 就像我终于从悲痛中缓过气来的时候对他说:“这一年要是没有朋友们的关心,我真不知道怎么过,可是你连问都不问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先生照样无辜他说,“你又没告诉我。”不过在我这样说过之后,先生确实改变了态度。今年妈生日和清明那天,我们到广济寺给妈上香的时候,先生诚心诚意在妈的牌位前鞠了三个躬。
有一次先生甚至在电活里对人说:“张洁她妈死了。” 我说:“这样说是不是太难听了。你能不能说‘张洁的母亲去世了’?”
先生倒是很虚心,后来果然改口为“张洁的母亲去世了。” 记不得谁人说过,一个男人要是讨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老婆,再不懂得温柔也得温柔起来,可在我们家,整个一个南辕北辙。 先生的万般事体,除了大小解这样的事我无法代劳之外,什么时候要他张过口呢?就连他打算到街口去迎火葬场的车,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能为他着想,怕他累着,转请谌容代劳。但在母亲过世、我又身染重病以后,就卸掉了此项重任,躲进了自己的家。我没有这个心气了,也怕我那很不好治、发展前景极为不妙的病传染给先生。
妈过世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文兄嫂和王蒙兄嫂,几乎每天一个电话,探问我的方方面面;或想方设法说些笑话,让我开心;或鼓励我振作起精神,写一部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的大书;或知我无法写作、没有收入,给我找点“饭辙”;或隔几日带些好吃、好喝、好玩的来我这里聚聚,哪怕是隆冬腊月、朔风凛冽,他们也会带着一身寒气和满心热气,来到我那已然没有了妈的空巢……
我更是没完没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麻烦维熙的夫人小兰,有时半夜三更就会拿起电话和她讨论妈的病情、研究妈猝死的原因,一说就是一个,半个小时;有个深夜,胡容突然感到无名的恐惧,好像有什么不幸的事将要发生。赶紧打个电话给我,可不,那个晚上我真要过不去了;去年中秋,徐泓远在海南,打个长途祝愿我节日过得还好。又有天打电话给我,适逢我不在家,没有人接。第二天再打,还是没有人接,她紧张得以为我病倒在床无法起来接电话,三番五次打来电话,直到与我通上话才放了心;
火葬场的人让我再看妈一眼,我掀开盖在妈身上的白布单,看了看妈的脸和妈的全身,这就是那永诀的一眼,又亲了亲妈的脸颊,这也是五十四年来,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肌肤相亲。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阴阳相隔,就连这个没有了生命的妈,我再想看也看不见、再想亲也亲不着了。然后,火葬场的人大声叱喝着:“走了,走了。” 我不能怪他,他要是不呦喝,所有送葬的人就无法走出这个门了。
人们把我拉走了。我当然得走,我不能永远留住妈,我也不能永远呆在火葬厂不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时辰,现在还没到我呆在这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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