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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与徽商
文/孔庆林 齐崇峰
何为儒商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儒”，泛称饱读诗书之士，即有文化有道德的“知识分子”。“商”即商务，也含实业。文化之“儒”与经贸之“商”的有机结合，将道德、文化、智慧、商务活动融为一体，即儒商。两字并列，指有文化、有道德、讲信义、有建树的商人、企业家。以文经商、以商助文，文商载道、济世富民，是儒商的鲜明特点。
对儒商的界定，还有多种说法。比如，国际儒商学会会长、暨南大学的潘亚暾教授对儒商曾下过这样的定义：“亦商亦文，以商养文。商发文兴，商文并茂”，还有“以文会友，走向世界”。也有的认为，儒商就是企业界关切文化、关切社会，而且要通过他的资源，除了自己的利益，他的集团的利益之外，要对更广大的社群的福祉作出贡献的人。还有的认为：所谓儒商，先决条件必须是在商场上冲锋陷阵的人，同时又具有儒者的本色，以及强烈的人文情怀。但不论怎么界定，都离不开道德，智慧、成就（财富）三个方面，缺少其中一项，都不成其为儒商。
近年来，伴随着“儒商”的叫响，还出现了“儒商文学”这个新词，指的就是文人“下海”经商，商人“上岸”为文，或“岸上海下两栖，亦文亦商并行”，以及热爱文学事业的商人等。
传统观念上的儒商，一般是指中国古代具有儒家伦理素质和品格的商人，即“即富且仁”之商人。 例如早期的子贡、范蠡、白圭、司马相如、吕不韦等。旧时商家大门贴的“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即是指的有商人鼻祖之称的范蠡和孔门儒商第一人的子贡。孔子的学生瑞木，名赐，字子贡，经商后“家累千金”，以致“结驷连骑，束帛之弊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足见地位之高。历史上的陶朱，即樊蠡，春秋时代楚国宛人（河南南阳），字少伯，助越王灭吴后，功绩显赫，却激流勇退，弃官从商，带上美女西施悄悄地跑了，隐姓埋名，乘一叶扁舟泛于江湖。后在当时的商业中心“陶”（今山东定陶），凭其经济思想方面的智慧，靠“万货之情”，知“积著之理”，贱买贵卖，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樊蠡是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货殖”专家。白圭是战国时期的周地人（今洛阳），他经商遵循的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应该具备“智、勇、仁、强”四种品质。司马相如、吕不韦等，也各有不同的经商智慧。吕不韦与樊蠡不同的是，他是通过帮助秦始皇的父亲子楚继承秦国王位，秦始皇继位后，尊他为相国，号称“仲父”，善于通过利用关系而富甲天下的。
何为徽商
由于儒商并无地域特色的概念，所以当然应该是泛称，就是指所有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建树、有口碑的商人。当然也指徽商。徽商的本质，也是儒商。
所谓徽商，就是近代在徽州崛起的数量可观的一批儒商。
历史上有影响的儒商,主要是指徽商和晋商两大商邦，其中徽商又以人数众多、历史久远而格外耀眼。早在东晋时期，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到明清时期，达到极盛。历史上的徽商，不但以人数众多、历史久远而突出，而且以商业资本之巨，经营行业之多，活动范围之广而闻名天下。当时，他们的足迹曾活跃于全国各地，以至日本、东南亚各国及葡萄牙，在中国商界独领风骚数百年，是其他商邦无法与之匹敌的。
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一大批闻名遐迩的徽商，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的名字，就是著名的徽商王茂荫，他因是清朝第一个主张发行钞币而闻名。他继承父业，又有创新发展，在通州经营“森盛茶庄”，富甲一方，还曾先中举人又考取进士，是个典型的徽商。
以“布衣上交天子”而闻名的歙县徽商江春，乾隆六下江南，他忙于接驾，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为他手书“怡性堂”扁额，授以“布政使”之衔，足见其财力、势力之大。另一个歙县徽商鲍漱芳，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6万担，麦4万担，赈济了数十万灾民。他的义举，体现的即是孔子“博施于民”的思想，得到嘉庆皇帝赞赏，乾隆也曾为他鲍家祠堂写下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明初徽州休宁人程维宗，是一个宽厚仁德的大徽商。他经商善于抓住时机，又讲求信誉，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明烘武年间，国家征收税粮，程维宗被选为粮长，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承担了全部车船费用，还不惜重金，为当地百姓兴修水利，造福民众。
明中叶徽州歙县人黄萤，被称之为礼贤济贫的大儒商。据传他经常学习阅读《史记-货殖列传》，并对他经商的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穷人向他求贷，并表示愿出利息，他却说：“我只恨自己不能周济所有困乏之家，哪里还他得上收利息？”
其它著名的徽商还有以诚取胜的典商汪通保，守信重义的盐商汪福光，公正无欺的盐商黄崇德，纸叶巨商阮弼，茶叶巨商江氏父子，盐业巨商鲍氏父，墨业名牌“胡开文”的创始人胡天注，靠薄利多销积累了巨资的程封，深谙“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经商之道的汪拱乾等。
徽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商邦群体，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富了以后，也热心于文化事业，促进了地方上的文化繁荣和发展，当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有人说，徽商走到那哪里，哪里文化就繁荣，经济就兴旺。
徽商所体现的文化形象是多方面的，他们驰骋商海，尽管其个性形形色色，取胜之道方法各异，但其文化形象却有着相同的轨迹。他们在其商务活动中，能自觉地按照儒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的思想来规范自己。概括地说，徽商形象的文化形象，表现在他们为什么经商，以及创造财富的智慧、经营管理思想及其策略等方面。而这，又主要体现在做人、成事两点上——这两点，又可概括为做人讲仁义，成事讲智慧。
以徽商为代表的中国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今天如何看待它的价值？在明清时期，为什么徽州地区出现了那么多被称之为儒商的大徽商？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对于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把徽商的精神内涵扩展到全安徽，培养和形成一批带有“徽“字牌这一鲜明地域特色的徽尚队伍，有重要意义。
孔子在《论语.泰伯》篇里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前段话的意思是，国家政治清明，如果还贫穷，在孔子看来，这是可耻的。在太平盛世的今天，安徽的文化人，应该抓住“生财有大道”的绝好佳机，用智慧创造财富，摆脱贫穷，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坚信，在太平盛世的今天，觉悟了安徽文化人，定会涌现一批“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的中华牌的巨商大贾的。有了他们，我们就能重振当年徽商的风采！而徽商一旦形成庞大的队伍，这对于安徽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其意义不言而喻。历史，也会像今天评价明清时期的徽商那样来评价和记载当代的徽商！
战争年代，国家需要的是为民族解放而涌现的战斗英雄、军事元帅；当今时代，国家需要的是为民族复兴而创造财富的“经济”英雄、“财富”元帅。这个时代是产生弄潮儿和大富豪的时代，其中的佼佼者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其意义不亚于战争年代的英雄，也不亚于60年代的雷锋、王杰、焦裕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一个人一旦把目标聚焦并置于崇高的峰巅并成为生命过程的全部支点，这生命就一定辉煌！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中华商邦联盟的工作，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预祝大会成功！
2008-5-12
注：孔庆林（曲阜国际儒商联合会学术顾问、《儒商》杂志副主编）
齐崇峰（曲阜国际儒商联合会秘书长）、《儒商》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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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27 20: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