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03-12 16:31:57
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系列之一 文/姚国华 ·编者按·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同样重要,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是不能走远的。纵观历史,一个文明的存亡,往往与军事没有根本关系,关键是其文化传统。大国何以崛起?不是坚船利炮,亦非奇技淫巧,而是他们的文化规则,是理性和智慧,这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文明崛起,背后是文化基因。 分析不同的文明样本,探究各自背后的文化基因,正是时代所需。 本期发表姚国华先生《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是为“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系列之一。 人类文明并不是一堆堆杂乱无章的人造物,它们是一个个有活力的有机生命体。每一个文明的肌体里都有一个整体性的内核,或者说基因,构成这个文明之内所有要素的约束力量,并且贯穿于文明进化的始终,这便是文化。 现代生物学理解生命,要把生命的所有基理落到基因研究上。相同的道理,考察每个文明的历史进程,必须了解它的文化基因。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在公元前8至2世纪之间的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几乎同时,但却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本文要说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是希腊人的理性主义哲学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超越性信仰结合而成的。 1.怪诞的“现代化” 现代化也好,时尚化也好,其标准都在美国,在西方。“现代化”的内里,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利坚化。 “现代化”这个概念,本来是很怪诞的。欧美现代化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他们由传统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西方之外,明明是现代,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居然还要“现代化”?难道我们还在古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间坐标的错乱呢?如此明显的错乱,又是怎样被默认为天经地义的世界潮流的呢?是怎样进入学者们严谨的学术语言的呢? 各民族的文化体系本来都有自己的历史坐标,在人类史的几百万年、文明史的几千年间,各部族、各民族间有过复杂的文化交流,但从来没有“现代化”问题,也没有一种跨民族的普适价值坐标。如果有概念癖的学者要谈“现代性”,试图在现代联结过去与未来的意义上赋予这个词某种普适价值,譬如说自由意志在当下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那么它对任何人都是对等的。可现在,凭什么只有非西方民族要现代化呢? 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一定发生了某种突变,所有人都得服从于统一的文化坐标和时间尺度,而西方世界却又超然于这个坐标之上。 事实上,五百年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最初在美洲获得优势,在那里进行伊比利亚化,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继下来在不同的时期与区域获得优势,也在各自统治的地方实施尼德兰化、英吉利化、法兰西化、德意志化、俄罗斯化,连日本也要建立皇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人竭力在全球推行现代化。因为“现代化”、“现化性”之类的概念抹煞了个体性色彩,看似具有普遍意义,这样表面上显得比较公正,不带民族主义的狭隘与偏见。 但是,现代化也好,时尚化也好,其标准都在美国,在西方,因为它们才先进。因此,“现代化”的内里,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利坚化。 2.古希腊文明本是奇怪的生存方式 古希腊人的思维离开自然的生态进程越来越远,更强调准确的构思,精确的设计,普遍的规则。 西方文明在最近五个世纪里取得全球优势,进而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里取得绝对优势,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是一种偶然的突变,但也是一种必然。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本来跟所有动物一样直接生存于自然生态里,随着谋生技能与社会协作程度的提高,生活资料有了剩余,人类才能在直接的谋生基础上,形成更为稳定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产品,这就是文明。游牧部落漂泊不定,受自然条件的局限太大,文明程度有限。历史上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依畔于大江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因为这里有稳定的农业耕作条件,使高度聚居的文明社会成为可能。 照常理,农业文明是不可超越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文明,拥有辽阔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可以开垦,任何天敌即便能征服它,也不可能毁灭它。因此,华夏文明延续数千年,从来没有彻底断裂过。古代世界如果有人要“现代化”,其坐标无疑是中国这样优越的生活了。实际上,18世纪以前西方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理性精神的楷模,除了古代希腊人,就是遥远东方的中国人。不过后者空间距离造成的隔膜,比前者时间距离的隔膜还大。 古希腊形成伟大的文明,本是在这一常理之外。希腊半岛上,斯巴达人因为获得了一小块极为稀罕的肥沃平原,这对他们如此宝贵,他们世世代代的使命就是当兵打仗来守护它。然而,在他们旁边,没有如此优越条件的雅典人却形成了另一种古怪的生存方式,这是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就是与周边地区展开贸易来获得自己土地上生长不出来的生活资料。由于整个希腊镶嵌在地中海上,航海十分方便,亚非欧三大洲不同的区域有丰富的贸易资源,他们自己的山地上又盛产葡萄酒和橄榄油可以交易,加上手工业的发达,制造出航海、贸易及殖民战争所需要的大量手工制品,这种机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壮大。 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还积淀成了相应的文化。与依赖土地的农耕文明不同,他们主要不是以直觉经验与熟悉的自然生态接触,而是要在陌生的地点、变幻的人群、丰富的商品中找到一种确定的规律———航海强化了几何与天文学的知识,频繁的交易强化了数字思维,专业性的手工制作强化了机械思维,在广阔的市场上与陌生人之间发生复杂的利益往来和冲突,强化了人们的契约与法律意识。总之,他们的思维离开自然的生态进程越来越远,更强调人工的创造,准确的构思,精确的设计,普遍的规则,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典型地体现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代表的希腊哲学里。
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系列之一 文/姚国华 ·编者按·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同样重要,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是不能走远的。纵观历史,一个文明的存亡,往往与军事没有根本关系,关键是其文化传统。大国何以崛起?不是坚船利炮,亦非奇技淫巧,而是他们的文化规则,是理性和智慧,这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文明崛起,背后是文化基因。 分析不同的文明样本,探究各自背后的文化基因,正是时代所需。 本期发表姚国华先生《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是为“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系列之一。 人类文明并不是一堆堆杂乱无章的人造物,它们是一个个有活力的有机生命体。每一个文明的肌体里都有一个整体性的内核,或者说基因,构成这个文明之内所有要素的约束力量,并且贯穿于文明进化的始终,这便是文化。 现代生物学理解生命,要把生命的所有基理落到基因研究上。相同的道理,考察每个文明的历史进程,必须了解它的文化基因。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在公元前8至2世纪之间的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几乎同时,但却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本文要说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是希腊人的理性主义哲学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超越性信仰结合而成的。 1.怪诞的“现代化” 现代化也好,时尚化也好,其标准都在美国,在西方。“现代化”的内里,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利坚化。 “现代化”这个概念,本来是很怪诞的。欧美现代化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他们由传统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西方之外,明明是现代,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居然还要“现代化”?难道我们还在古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间坐标的错乱呢?如此明显的错乱,又是怎样被默认为天经地义的世界潮流的呢?是怎样进入学者们严谨的学术语言的呢? 各民族的文化体系本来都有自己的历史坐标,在人类史的几百万年、文明史的几千年间,各部族、各民族间有过复杂的文化交流,但从来没有“现代化”问题,也没有一种跨民族的普适价值坐标。如果有概念癖的学者要谈“现代性”,试图在现代联结过去与未来的意义上赋予这个词某种普适价值,譬如说自由意志在当下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那么它对任何人都是对等的。可现在,凭什么只有非西方民族要现代化呢? 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一定发生了某种突变,所有人都得服从于统一的文化坐标和时间尺度,而西方世界却又超然于这个坐标之上。 事实上,五百年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最初在美洲获得优势,在那里进行伊比利亚化,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继下来在不同的时期与区域获得优势,也在各自统治的地方实施尼德兰化、英吉利化、法兰西化、德意志化、俄罗斯化,连日本也要建立皇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人竭力在全球推行现代化。因为“现代化”、“现化性”之类的概念抹煞了个体性色彩,看似具有普遍意义,这样表面上显得比较公正,不带民族主义的狭隘与偏见。 但是,现代化也好,时尚化也好,其标准都在美国,在西方,因为它们才先进。因此,“现代化”的内里,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利坚化。 2.古希腊文明本是奇怪的生存方式 古希腊人的思维离开自然的生态进程越来越远,更强调准确的构思,精确的设计,普遍的规则。 西方文明在最近五个世纪里取得全球优势,进而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里取得绝对优势,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是一种偶然的突变,但也是一种必然。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本来跟所有动物一样直接生存于自然生态里,随着谋生技能与社会协作程度的提高,生活资料有了剩余,人类才能在直接的谋生基础上,形成更为稳定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产品,这就是文明。游牧部落漂泊不定,受自然条件的局限太大,文明程度有限。历史上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依畔于大江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因为这里有稳定的农业耕作条件,使高度聚居的文明社会成为可能。 照常理,农业文明是不可超越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文明,拥有辽阔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可以开垦,任何天敌即便能征服它,也不可能毁灭它。因此,华夏文明延续数千年,从来没有彻底断裂过。古代世界如果有人要“现代化”,其坐标无疑是中国这样优越的生活了。实际上,18世纪以前西方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理性精神的楷模,除了古代希腊人,就是遥远东方的中国人。不过后者空间距离造成的隔膜,比前者时间距离的隔膜还大。 古希腊形成伟大的文明,本是在这一常理之外。希腊半岛上,斯巴达人因为获得了一小块极为稀罕的肥沃平原,这对他们如此宝贵,他们世世代代的使命就是当兵打仗来守护它。然而,在他们旁边,没有如此优越条件的雅典人却形成了另一种古怪的生存方式,这是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就是与周边地区展开贸易来获得自己土地上生长不出来的生活资料。由于整个希腊镶嵌在地中海上,航海十分方便,亚非欧三大洲不同的区域有丰富的贸易资源,他们自己的山地上又盛产葡萄酒和橄榄油可以交易,加上手工业的发达,制造出航海、贸易及殖民战争所需要的大量手工制品,这种机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壮大。 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还积淀成了相应的文化。与依赖土地的农耕文明不同,他们主要不是以直觉经验与熟悉的自然生态接触,而是要在陌生的地点、变幻的人群、丰富的商品中找到一种确定的规律———航海强化了几何与天文学的知识,频繁的交易强化了数字思维,专业性的手工制作强化了机械思维,在广阔的市场上与陌生人之间发生复杂的利益往来和冲突,强化了人们的契约与法律意识。总之,他们的思维离开自然的生态进程越来越远,更强调人工的创造,准确的构思,精确的设计,普遍的规则,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典型地体现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代表的希腊哲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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