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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对否定李白“山东任城人” 之说错误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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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25 18:57: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旧唐书》“李白传”对李白籍贯山东,家住任城的记载,本应出自唐代玄、肃两朝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起居注》和《时政记》中,这显然是李白入朝时的自我填报和朝廷中书、门下核实后的定案。(见郑修平(旧唐书)新考》)对此载入正史的定论,本不应该有什么怀疑与动摇。令人遗憾的是,从明朝始,相继被一些论家给否定了。至20世纪80年代末,有的颇具权威的论家,则专门著文,明确宣称此说均系“旧史之误”,纯属“子虚乌有之言”。到90年代初,以李白寄家瑕丘(今兖州)为主的鲁城“南陵派”出现之后,则将他们的“子虚乌有之言”援为国际李白讨论会的定论了。就这样把原本出自唐代最具权威的对李白身份的定论,弄成了《旧唐书》的任意瞎说或胡编乱造。这实在是不该发生的历史悲剧。为了辩明是非,兹以时间先后为序,对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三说,谈谈本人的看法。一,有说:李白“蜀郡人”,“五代刘晌修《唐书》以李白为山东人,自元稹序杜诗而误。(杜甫)诗云:‘汝与山东李白好’,乐史云:‘李白慕谢安风流自号李东山’。杜子美所云乃是东山,后人倒读为山东,元稹之序亦由于倒读杜诗也。” (楊慎《李诗选题辞》见王琦《李太白文集》)杨慎此说虽然对后人影响颇大,但很难为训。

①《旧唐书》的编者,并未声明其山东人,家在任城是依据的杜诗,而杨慎也未出示《旧唐书》依据杜诗的根据。杨慎说《旧唐书》山东人,家在任城是出自杜诗,只是他个人的一种臆想而已,不足恁信。②李白是否有“东山”之别号,这在李白诗文中查不到踪迹,令人怀疑。假如真有“东山”之别号,杜甫怎么能倒写成“山东”呢?要之李白亦可能把“杜二甫”倒写成“甫二杜”了。在好朋友之间,竞把名字写颠倒的事情可能发生吗?从古到今的李、杜论家,除杨慎一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对杜甫“汝与山东李白好”这句诗有什么岐意,余以为倒读杜诗之说,仅是楊慎做的一出文字游戏而己。③文中以李白蜀人否定山东人也毫无意义。蜀人、山东人,都是表明的李白籍贯。籍贯一词,就本质意义而言,是反映一个人家的所在地。然,由于一个家族,延绵历世,因种种原因,可能数次,十数次迁徙。这就势逼为其后世的家族成员,形成多个家的所在地,即籍贯。故《中华大字典》“籍”字下“籍贯”条则云:“土著为本籍,移入者有客籍,流寓有寄籍。既寄他籍者,谓其本籍为原籍”。然一个家族,数十、百、千年间,屡屡迁徙,迁徙次数一多,则哪是土著,哪是本籍,哪是原籍,哪是客籍,哪是寄籍也就自然分不清了,所以这诸多的籍贯称谓,也都是相对而言。既然土著、本籍、原籍、客籍、寄籍等称谓都是同样的籍贯用词,当然取其其中的哪一种称谓,就都是正确的了。《旧唐书》既然肯定李白安家落户于任城。任城当然就是李白家的所在地,那么称李白为山东任城人有何不可呢?像李白这样以寄籍为籍贯者,历史上大有人在。如:诗人王维,本太原祁人,其父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河东道治),遂为河东人。经史注家颜师古,本琅琊临沂人,因官移居雍州(京兆)之万年,遂称万年人。王忠嗣,本家太原祁人,后移家于华州之郑县,遂为郑县人。宰相张说,其先本范阳人,代居河东,后又移家河南之洛阳,因称洛阳人。王无竟,其先琅琊人,因官徙家东莱,遂称东莱人。许景先,本常州义兴人,后徙家洛阳,遂称洛阳人。李白因其父为任城尉而移家任城,其称山东任城人,又有何不可?其他人皆可,为什么独李白不可?这是何种道理?

以此而论,杨慎用蜀之客籍,来推翻山东寄籍,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也是对籍贯一词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所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白山东任城人这一正确的籍贯称谓,之所以长期以来不为人们重视,甚致推翻,与杨慎做的这出文字游戏,有直接的关系。

二,有说“杜诗称山东李白,是指李白游寓的地方而言,自无不可。元稹文加一‘人’字称为‘山东人李白’已经是错。《旧唐书》因袭其说更是大错。再有一点更要说明“山东”二字在唐代并没有形成行政区域的名称,这二字形成行政区划的名称,自金代开始,在战国时称六国为山东。然不是正式地名。杜诗所谓山东是用战国以来常用的称谓,然绝不能误认为行政区域的名称。《旧唐书》竟误认了” (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辨一》见《20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O2年12月版)胡先生这段文字的内容,基本上来自杨慎之误,所不同者。他在“山东人”这一问题上,开脱了杜甫,抓住了元稹。对此就不待重复详辩了。这段文字有以下两点值得商榷:①胡先生说:“山东”这个地名,在唐代并非正式行政区划名称,不宜使用。我以为此说未必妥当。诚然,山东这个地名在唐代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名称。然它自从西汉贾谊《过秦论》提出之后,则就不断的在国家档案和正史中普遍使用了。如《史记》,“蔡泽列传”:“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蔡泽山东之匹夫也”。又《汉书·伏生列传》:“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七年八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又《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四年,是夏,山东、河南、河北蝗虫大起”。既然山东这个地名能在国档、正史和历史人物传记中早就使用了,《旧唐书》在李白传中使用为何不可?再者,能用不能用,用得合理不合理,这都不是绝对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谁用。就拿“山东”这个地名说吧,假如首次提出者不是贾谊,而是“店小二”,早就成了一阵风,谁还把它放在心上?正因为是贾谊提出,所以才能被人认可。《史记》《汉书》《隋书》《唐书》等典籍中均普遍使用,这就成了正史,谁也抹不掉它。再如,原本叫柳树的一种树木,因隋炀帝赐其“杨”姓,这种柳树则随之名为“杨柳”,这有什么合理性?但它依然成了历史。《旧唐书》不是“店小二”,它是奉后晋高祖皇帝之命,先后由当朝三任宰相监修成书,又经奏准皇帝后,抄录传世的,其权威不亚于贾谊、隋炀帝。它既然用了,就具有法定性质,莫说当时人们不好反对,即便反对,恐怕也不起什么作用。很多新生的事物,不就都是这类人物,或这类组织机构提出或认可后流传于世的吗?今天,山东这个地名早就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名称了,而李白的家依然还在山东任城。再研究“山东”这个地名能用不能用还有什么意义呢?②胡先生说:《旧唐书》当时把山东这个地名误认为行政区划名称了。这话亦欠妥当。我们已知,参与修撰《旧唐书》的宰相桑维翰,赵莹、刘晌、以及贾緯、张昭远等人,他们大多都是从唐朝过来的人,且又都是政治上的顶端人物,说他们当时连山东这个地名是不是行政区划的名称都不知道,这未免把他们看成太无知了吧。


三、有说:“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遂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旧唐书. 李白传》后“校刊记”1957年版)这段文字,除了沿袭杨慎的错误之外,其本身的错误就在于“曾在山东住过”这句话,李白说:“我家寄东鲁”,《旧唐书》说“父为任城尉,因家焉”,根据这两说均可作出一个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李白的家在山东任城。也可以作出李白安家落户于山东任城。据此而把山东任城作为李白的籍贯,称李白为山东任城人,自然无可非议。而“曾在山东住过”这句话就含糊了,既不能明确而肯定的作出李白家在山东任城的判断,更不能作出安家落户于山东任城的判断,这岂不是歪曲了李白和《旧唐书》原话的本质意义了吗?如此因判断失误而作出的否定李白山东任城人之说,自然就是“校勘记”的错误了。

从对上述有代表性的推翻《旧唐书》李白山东任城人 三说错误揭密,不难看出,推翻李白山东任城人之说,有的出自对“籍贯”一词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有的出自对李白的自述及《旧唐书》使用的概念判断失误,有的是标新立异的文字游戏,总之没有一说能站住脚。

推翻像《旧唐书》这类正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如果不了解《旧唐书》记载,究竟是依据的何种原始档案资料,而只凭自己的想当然,就冒然推翻,那是肯定要犯错误的。再者,即便发现了与《旧唐书》相反的资料,也不能冒然作为推翻《旧唐书》的依据。因为你还必须弄清你所发现的这种资料,当时《旧唐书》的编者们发现没发现,辩伪没辩伪,如果发现而又辩伪了,岂不造成大错。就如《新唐书》以李《序》、范《碑》“罪谪西域”之说,而替代《旧唐书》“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之说那样,岂不遗憾千古吗?

                                               郑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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